丹尼爾·貝爾斷言：“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的最大弱點在於沒有文化理論。對馬克思來說，文化隻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他從來沒有詳細說明——幾乎沒有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說明過——經濟基礎（主導的生產方式）到底是如何產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的。”[72]這顯然是一種武斷的片麵的觀點。不論是從狹義的文化還是從廣義的文化內容看，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都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縱觀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的特征，“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文化話語的敘事基礎。馬克思認為，家庭是國家的天然基礎，市民社會是國家的人為基礎，它不僅是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鑰匙，也是思想、意識、文化得以形成的依據，法的關係和國家關係都是用這種話語敘事來詮釋的。這樣的語境中，他提出了“關於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的文化取向，提出了關於人類解放的文化追求。異化勞動理論是馬克思文化話語的另一種敘事，因為異化不僅表現在物質上，也表現在精神上，論證人的文化水平提高與消除社會異化的關係是馬克思關注的一個重點。這個文化體係的基本邏輯是：勞動體現人的類本質，但是勞動在其發展中逐步被異化了，消除這種異化的文化形態是共產主義文化。那時候，“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73]。如果將這種文化語係的物質基礎再向前推，就是物質生產和社會實踐，就是唯物論和辯證法，它要求思維的真理性、表述的科學性，要求在方法論上體現曆史與邏輯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以及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這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敘事策略和話語特征。馬克思主義話語體係構建的方法論原則，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表達得很清楚：“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釋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係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曆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做當然就能夠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夠描述事物的這些不同方麵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曆史觀和唯心主義曆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曆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74]沿著這一思路，馬克思賦予無產階級文化以革命本質，“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也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怪影’、‘幽靈’、‘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隻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係，才能把它們消滅；曆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75]。人們的認識和語言行為是在具體的環境中建立起來的，而多元性差異話語構建了政治模型，因為社會不是由統一的邏輯構建起來的。現實社會就是一個廣闊的思想場域，“那裏有非常廣闊的意見空間，亦即密爾所說的嚐試‘各種生活之試驗’的自由，那裏有思考和表達的自由，各種觀念和看法會彼此衝突、摩擦，甚至衝突也得到容許，雖然也有相應規則對此加以限製，以免釀成破壞和暴力行為；臣服於一種唯一的意識形態，無論那是多麽理性，多麽有想象力的一種意識形態，都是對人們的自由和活力的剝奪”[76]。對一個社會來說，選擇一元文化無疑有利於思想統一，能夠增強文化符號的一致性；認同多元文化則有利於思想的更張，能夠提高文化符號的創新性。在這裏，用馬克思主義話語提高社會的價值認同極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