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之功用有二，通今及傳後也。草昧之世，交通不廣，應求之際，專恃口語，固無需乎文字。其後部落漸多，範圍漸廣，傳說易歧，且難及遠，則必思有一法，以通遐邇之情，為後先之證，而文字之需要，乃隨世運而生。”[61]符號意義也在不斷因需要而進化發展，結繩是以繩結記事，無繩時或未攜帶繩時便無法記事，於是又有畫圖記事，可以畫於地，可以畫於石，可以蘸水，可以塗色，免去了攜持之累。符號起源之理路，大抵如此，且各地依循類似道理。但是，“以一地一族表示語言之符號，行千百裏外，必致輾轉淆訛，不若形象之易於辨識，雖極東西南朔之異音，仍可按形而知義”[62]。因此，指事、形聲、會意都是為了表達一定思想內涵，文化符號和話語總是要代表一定的意義。起源於基督教思想的神學語言深深浸透著象征，如十字架、主顯節、聖餐禮等，而且這種語言強調神秘、仁慈、**或痛苦、儀式。其實，這隻是一種文化意義和價值的顯現，在很多時候，那些“存在之巨鏈”上的文化符號均有其象征和指證。文化符號的想象力是在現實社會裏表現出來的，語言符號在現實世界中具有特殊的影響力。在此，以卜辭中所體現的殷人的觀念體係為例做一些說明。首先，它把神秘力量神格化並形成有秩序的神譜，如甲骨文中的令風、令雨、降禍、受年等，皇帝就成了主宰一切的權威，成為超自然和超人間的力量。殷人敬鬼神所使用的符號係統也是一種觀念表達，並延伸到日月星辰、山川木石等，於是有了“祭日東方，祭月西方”以及“寧於四方”等卦辭符號。其次，卜辭表達了對祖靈觀念和王權觀念的認同和結合。其中，對祖先的重視和對後代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親屬聯絡、血緣凝聚和文化認同，其載體或活動方式是墓葬、宗廟、祠堂和祭祀。再次，卜辭的文字符號中包含著秩序化的儀式和祭祀方式，是溝通天地、對話先人的話語要求和活動規範，周代殘存的文獻以及考古中發現的器物，對上述符號係統提供了一些佐證而且進一步明確化，在文化上他們屬於殷商一係。“當這些祭祀儀式與宗教製度漸漸被政治的權威與普通的民眾確認之後，在這些儀式和製度中包含的一套技術，就可能被當做是很實用的生活策略而普遍適用，而背後隱含的一套觀念就被當做是天經地義的東西而不必加以追問，人們在這些儀式中獲得生活的安定，也從這套製度中獲得秩序的感覺。”[63]但是，周代文化具有明顯的西部特征，王國維曾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指的就是這一事實。殷商時代“殘民事神”，西周時代“敬天保民”，那時的文化符號所包含的意義也有很大差別。記載思想史的漢字符號，是中華民族深層的思維和意識結構的體現，它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形成了一套象形符號，更在於綿延不絕的思想脈絡。漢字符號係統中，“各種紛紜複雜的現象世界在思想上的分類，在古代中國不僅常常可以通過聯想、借助隱喻，然後由表示同類意義的意符係連起一批漢字，也常常可以由一個漢字內涵延伸貫穿起一連串的意義，使它們之間似乎也有某種神秘的聯係”[64]。甲骨文中有許多和現代漢語不同的句式，但是，漢字作為思維的產物以及思維運算的符號，其最明顯的變化趨勢體現在語法規範程度上，這方麵的規範和修補受到共同的生活習慣、心理習慣的影響。可見，當文字的圖像意義比較濃厚、文字的獨立表意功能很明顯時，憑著語言發出者和接受者的文化習慣，就能表達很複雜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