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思想和知識是通過一係列語言符號進入人們的認知係統的，當人們用語言符號傳遞一種思想時，這種思想就進入了生活。“我們的語言承載著符號，這些符號使得我們去麵對我們與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關係，使得我們去麵對那些我們不能夠控製的內在和外在的一些方式，使得我們很大程度上認識到導致世界反抗的真理和我們各種各樣超越自我的召喚。”[40]當我們要設定某一符號時，總希望它能夠比較清晰地界定範圍、表達內涵和體現特色。在理想的情況下，語言符號所表達的內容與其內在含義是一致的，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語言是一個自足的、創造性的符號組織，它不僅指無需借助語言而獲得的經驗，而且實際上界定我們的經驗；憑借其結構、憑借我們接受語言影響我們的經驗的能力，語言為我們形塑符號的意義。”[41]就是說，語言符號和生活實踐有密切關聯。在溝通中使用文化符號時，人們總希望占據盡可能多的語言共相，以便獲得更多的擁躉。這種共相化的目標與一般的結構主義綱要也是琴瑟和諧的，它們同處在自然與文化的交界處。因此，對語言符號的歸納，就是通過邏輯結構和實際內容提升它的分辨力和解釋力。“人利用語言、符號、儀式的方式無窮無盡。耐人尋味的結果是，他是民族、階級、部族或種族的一員，或這個那個群體的一員；然而，人沒有共同的語言，且罕有共同的符號，根本就沒有普世同一的儀式；吊詭的是，他竟然是人類這個物種的一員。”[42]如果話語或符號選擇不當，會成為攻擊或質疑的把柄，如質疑文化話語或符號中某一概念的適當性，質疑某一文化話語或符號所體現的重要結論的有效性，質疑某一文化話語或符號所表達的原理的實用性，都會對已經形成的文化符號或話語造成威脅，促使它改變原來的形式。這是文化符號變遷的一種動力。質疑的結果，引起概念內涵或外延的變化，經常性地發生如下的情況：“用一個相等的概念置換，用一個較不普遍的概念去替代（特殊化），或用一個更為普遍的概念去取代（普遍化）。”[43]在這裏，語境構成敘事的氛圍，不論是描述性的語言，還是解釋性語言，都以提高話語免疫力、說服力和適應力為目標。因此，話語和符號的選擇取舍，不是一個直線演進的路徑，而是一個複雜的選擇過程，“各種話語通過一係列的分支發展起來，其中選擇進步的各種可能性是顯而易見的，被遺忘的方式（‘逝去的分支’）在這裏可以被重新引入，迄今相互分離的平行線在這裏可以結合起來”[44]。在任何環境中都不存在可以普遍接受、能夠強製決定一種話語的正確和錯誤的真理標準，為了提高文化認同，話語符號的選擇必須在使用者心中沒有矛盾，必須是在接近客觀事實基礎上的邏輯一致。語言差異和符號差異代表的意義和邏輯與生活環境的關係很密切，現代社會中多樣化的詞匯和語義，它的分層和象征作用，體現著語言之外的力量。現代景觀社會中，各種標誌都有自己的意義表達，商品符號、行業符號、階層符號、流行符號、性別符號都在人們的生活中發揮作用。表麵上看，語言本身沒有權力，但實質上它們所象征的群體卻掌握著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