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的移動是多種因素決定的，這正像“意識”的產生一樣，“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隻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當然，意識起初隻是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一種意識，是對處於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個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狹隘聯係的一種意識。同時，它也是對自然界的一種意識，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製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係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係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懾服於自然界，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但是，另一方麵，意識到必須和周圍的個人來往，也就是開始意識到人總是生活在社會中的。”[100]這表明意識的影響因素是多樣的，它對應的邊界也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邊界的移動不是一種單向的運動，也不是單一因素的影響結果。
（一）社會變遷對文化邊界的影響
經濟發展中，商業對文化邊界的擠壓是明顯的，為市場而文化的現象遍及社會之中，那些緊盯“行情”專務“前衛”的人，更是為市場而市場了。這種情況下，文化的邊界意識已經可有可無了，這種狀況與其說是文化的衰落不如說是精神的衰落。在這種情況下，文化產品就要考慮怎樣吸引顧客、抓住顧客，讓顧客掏錢消費，由此導致文化產品的庸俗化、大眾化。美國社會文化模式是一種經濟形態的產物，是以經濟利潤為前提的，它是崇尚財富、把積累看得高於一切的文化倫理。這種重商主義文化，在人類諸多文化形態中具有特殊的價值邊界。然而，這種文化邊界在古代西方社會中的認可度是很小的，“在古代和中世紀，則肯定會遭排斥，因為它會被認為是最卑劣的貪婪”[101]。中國的文化傳統講究“義”“利”平衡、安貧樂道，追求理想勝過追求財富，這種文化意識在中國古代是有市場的。但到了今天，恥於言利的觀念似乎已經“落伍”，改革開放以後“十億人民九億商”的說法，表明價值邊界已經有了很大變化。同樣是在推進經濟發展，同樣是在促進社會轉型，中美的文化意識和價值邊界預設卻是不同的，如果隻盯著美國的生活方式，以美國的社會製度、文化精神來判定我們的文化邊界，那就失去了我們自己的價值標準，而不同社會發展中的價值邊界是不能隨意移植和嫁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