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數不盡的交往，由於政治、經濟、環境、教育、技術、社會和藝術的變化，不僅世界正經受改變，而且文化和各種文化形態也迅速成為個人、機構、社團、國家和國際事務中的強有力的力量。”[115]文化曾經被認為是社會變化的結果，而現在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變化的原因。其影響越來越多地從被動發生轉化為主動作用。一定意義上說，文化自身也是一個力場，“文化成為了一個舞台，各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力量都在這個舞台上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個文雅平靜的領地，它甚至可以成為一個戰場，各種力量在上麵亮相，互相角逐”[116]。尤其是現代社會中，各種意識形態、政治思想、經濟活動、社會交往都把文化作為載體或平台，來展示自身的延展力和影響力，盡管不見硝煙，卻充滿爭奪意識。
文化是一種吸引力和聚合力。文化的凝聚力和親和力與文化認同有關，高度認同的文化往往和者甚眾，缺乏認同的文化經常黯然消退。“認同”和“認異”是相對的，如果一種文化經常舊調重彈，會引起人們對這種文化標準化單一化形式的麻木和無視；如果一種文化在內容和形式上經常變動不居，又會使人們因無所適從而失去信心，這兩種狀態下的文化都是令人質疑的。“認同”不能走向刻板，“認異”不是否定一切，否則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無從說起。文化吸引力和聚合力問題，是華茲華斯在其《抒情歌謠集》前言中提出的，他悲歎人們在快速傳播的信息和不斷加快的生活步伐中產生的對異常事件的渴望和對過分刺激的渴求，以至於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著作無人問津，被狂暴小說、令人惡心的愚蠢德國悲劇以及洪水般泛濫的無聊誇張的詩體故事擠在一邊。艾略特在論及此問題時說，在社會朝著複雜化和差異化方向發展時，人們會希望不同文化層麵上的浮現：階級或群體文化會浮出水麵，泛濫的低俗文化在顛覆嚴肅文化，亞文化不斷為社會提供種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模式。其潛在的危害是文化內聚力的減損、語言表達能力的減低以及意義結構的斷裂，人們長期以來精心製造的審美理性以及有關的時空觀，在現代性的影響下所造成的文化渙散，是難以彌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