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文化力量的探索和實踐中，“戰時共產主義”具有強製推行共產主義的傾向，試圖運用行政措施達到移風易俗，但由於舊文化觀念和心理習慣的頑固性，這種“軍事共產主義”的力量並沒經常性地造就“偉大的創舉”。“新經濟政策”顯示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文化意義，它把發展置於開放的語境中，用事實和比較的方法在實踐中發揮“迂回道路”的力量。在列寧晚年，馬克思主義文化動力思想的敘事方式在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得到創造性運用和發揮，“根據經驗來談論社會主義”所形成的話語結構和實踐形式，較好地詮釋和注解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動力思想。而“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對於充分調動廣大群眾的文化建設的積極性，體現“文化主義”這一工作重點具有重要作用。文化革命的話語前提是“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文化”，並對這些文化加以改造，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共產主義力量的源泉就在於無產階級是代表著最高類型的社會勞動組織，列寧關於先進文化建設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文化動力思想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具體表達，開展文化革命是俄國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的需要，因為“隻要在我國還存在文盲現象，那就很難談得上政治教育”[30]。斯大林認為，“消除官僚主義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提高工農文化水平”，“如果廣大的工人群眾沒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使他們可能、願意並善於從下麵用工人群眾自己的力量來監督國家機關，那麽官僚主義無論如何還是會繼續存在的”。[31]列寧領導的文化革命不僅意味著一種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型的文明，而且是人的發展的新階段和新形態，它破除了思想障礙，激發了人民群眾的優秀品質，確立了新的道德準則，並實現了與舊文化傳統的決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