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落後的傳統文化的負能量。“毫無疑問，祖國文化傳統中崇高的道德精神和人民的愛國思想、俄羅斯寶貴的文化遺產和高度的民族覺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39]但是，人們的文化道德水平還沒有達到足以建立起有效的社會凝聚機製的程度，勝利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仍然保留著很多不良傳統因素，官僚特征、集權現象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阻滯力。列寧指出：“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40]，它像胎記一樣被帶進工人階層中，“工人在建設新社會，但他還沒有變成新人，沒有清除掉舊世界的汙泥，他還站在這種沒膝的汙泥裏麵”[41]。新文化的力量和舊的習慣勢力形成逆動，造成身份上的先進性和思想上的滯後性共存。雖然革命的勝利使“工人變成了貧苦農民的先進的領袖”，他們“並不能一下子就丟掉自己身上的弱點和毛病”，這些從舊社會繼承下來的毛病所體現的負麵效應是經常性的，巨大的文化慣性使一些共產黨員墮落為官僚主義者。文化生活中“最大的躍進”和“對最極小的變革的畏怯”兼而有之，文化的推動力和阻滯力並存，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沒有經常性地顯示出列寧所期待的那種積極的、先進的、理性的文化力量。俄國革命知識分子最初扮演了顛覆舊製度的角色，成為社會主義新製度的主要締造者，而新製度中包含的俄羅斯傳統文化基因，又使斯大林模式籠罩下的蘇聯知識分子處於嚴格的意識形態控製之下，話語權的變異和創造靈感的缺失，使得新經濟政策和文化革命激發的文化活力被消解了許多。
二是文化唯心主義的負能量。在文化唯心主義支配下，意識形態被扭曲為一些人壟斷真理和打擊異己的工具，成為阻礙蘇聯文化發展的精神枷鎖。他們“不是憑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以嚴密的邏輯和說服力折服人心，而是以論者粗暴武斷的結論和行政命令的口吻壓服人、脅迫人，仿佛解決思想理論問題不是傾聽真理的聲音，而是憑借權力的力量”[42]。在這種思維支配下，主體的能動性被從一個極端中發揮出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文化力量”的缺失也助長了文化活動的極端化。革命政黨的力量原本蘊藏在先鋒隊的首創精神中，文化唯心主義者卻在群眾之外尋找自我影響和自我存在的源泉。“連他們中間那些具有世界上最高尚的動機並且絕對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的人都不了解一個落後的、被反動和不幸的戰爭嚴重破壞、又遠遠早於先進國家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必然要經曆的特殊的和特別‘不愉快的’狀態，都缺乏經受住這個艱難過渡中的艱難時刻的堅毅精神。”[43]革命家隊伍中的認識分歧顯然不利於文化力量的正常發揮，當不同的思想認識相互碰撞時，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所顯示的文化力量難以完全一致。那些在書本上讀過社會主義卻從來沒有認真鑽研馬克思恩格斯本原思想的所謂的社會主義者，並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導師們的文化動力思想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