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力量的表達離不開對文化發展規律和文化建設實際的全麵把握，它在社會實踐中的作用不僅在於提高發展的數量，更在於提高發展的質量；不僅在於更新社會發展形式，更在於注重提高人的品位。在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實踐中，馬克思恩格斯文化動力思想以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一起發生作用。無論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還是在中國儒家思想中，對象的價值屬性都和主體的活動形式直接關聯。古代儒家價值觀通過文化來表達民族精神對“人的本質”以及“人的標準”的全麵規定，希望追索倫理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審美精神的深永愉悅，達到“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這種文化觀成了中國古代走向精神文明的思想追求，盡管它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並帶有明顯的烏托邦韻味，卻是自我約束的規範和自我提升的標準，它所執著的是人之為人的真正的屬人的東西，是顯示人的尊嚴和價值的文化狀態。儒家文化力量的表達離不開社會主體的參與，不求“外王”但求“內聖”，欲求“外王”先求“內聖”，“外王”不成返諸“內聖”，這是儒家關於人的發展的不同境界。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正心誠意”等，不是擁抱客觀世界的真理而是隻關注人倫道德情感，這種殘缺的圖景，追求的是完美的人格精神，而忽視了個體的認知結構，“道德的力量”超過了“知識的力量”，其敘事結構中對人的發展的設想是不全麵的，文化力量的展示也是畸形的。蕭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曾有一段話描述文化力量的畸變：“文化原為指導人生之南針，吾國自宋明以來受佛道影響，專究性命之學，走入靜寂瑣碎、無為、無用之境域，文化喪失活力，社會何殊死水，學而不能利濟蒼生，使匹夫匹婦受其澤，徒以為士大夫吟風弄月之娛樂品，升官發財之敲門磚，百姓細民，日處苦難之中，謀生救死不暇，‘奚暇治禮義哉’？文盲遍於全國，愚昧乃屬必然。智識既低，而生活益苦，生活既苦，而文化愈低。……於是國人頓失自尊之信心，一變排牴而為諂媚，競事摹仿，盲目崇拜，固有文化之價值，泯然殆盡。”從道德到政治，從觀念到製度，從習俗到哲學，都表現出對個體能力的偏見，人們對整個社會的“文化生產力”沒有太多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