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曆來注重社會主體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不僅承認人民群眾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生產者，也承認人民群眾文化創造的多樣性和文化成果的多樣性。文化作為社會主體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社會生活的認識和創造，必須通過社會主體的實踐活動才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現實生活中的每一種文化形式，都不過是群眾的實踐總結或思想傾注。當這種文化思想成為人的自覺意識時，必然會極大地推動人們的思想覺醒，使人意識到人自身的力量，社會生活被打上人民群眾的活動印記，它所刻畫出的文化印痕又成為群眾新文化的起點。沒有人民群眾的實踐，就不會有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活動，也不會有真正的文明史和社會史。正如馬克思所說：“工業的曆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麵前的人的心理學。”[45]社會發展中，任何具體的文化精神都是一個矛盾統一體，它一旦形成就表現出極強的穩定性，並通過代際傳承保持其生命力。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模式由於其內在的穩定性和超越性而呈現出不同的開放度，有的文化模式有助於群眾觀的形成與開新，有的文化模式抑製甚至阻礙群眾觀的發展和實踐。從曆時性看，人類的曆史意識和文化精神，不僅在少數傑出人物身上體現出來，更多地以群體化形式表現為一種自在的文化習慣和文化模式，以工業文明為代表的現代化進程更多地開啟了人的智力和創造力。它通過啟蒙和教育內化為現代人的基本素質，使現代人類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自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理念，依賴於經常性的、常態化的群眾性文化創造。
群眾路線設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場景，是否堅持群眾觀點是中國先進文化建設的方向和性質所係，是否走群眾路線是中國文化建設的安危成敗所係。正因為如此，中共曆代領導集體都強調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文化規定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體現了文化力量的群眾性，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直接把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結合起來。因此，群眾路線規定了我國當代文化建設的道路特征，集中表現了文化建設的人民性。一定意義上說，群眾路線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軟實力。人民群眾以其文化主體地位創造了社會的精神財富，他們也應該作為文化消費主體享受文化滋養。而且，人民群眾作為社會主體，既包含個體的文化需要，又包括群體的文化需要，表現在群眾的文化生活中，既要有不同群體的精英文化，又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曆史進程是人民群眾的物質生產活動世代接力的過程，是文化生活不斷豐富的過程，是人民群眾物質生產和精神活動的產物，也是人民群眾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活得以進行的前提。因此，群眾路線體現了社會主體、價值主體和文化主體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