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識形態力量的政治引領功能
馬克思認為，哲學家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不能截然分開，“解釋世界”是形成政治動員的前提或新思想的開端，曆史唯物主義從來不否認思想的力量，如果要改變舊世界，就必須以全新的思想來指導行動。“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60]這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軌跡。而且，作為體現意識形態核心內容的黨綱，其完善程度與黨的成熟程度有極大的關聯，政黨文化的力量影響著黨的存在形式：是“地方性的黨”還是“全國性的黨”，是“潛在的黨”還是“實在的黨”。無產階級政黨要掌握理論並以此教育群眾，而且要化理論為力量。“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隻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61]在馬克思看來，理論的力量是在它被群眾掌握之後才有可能發揮出來，才能轉化為物質生產力。它需要三個要素，即行為主體、行為方式和作用媒介。
現代國家的政治層麵都塗上了意識形態塗料，“各個層麵之間都相互關聯，官方意識形態在形成過程中往往是靠近上麵的一層會從更早形成的那一層裏選擇部分思想，有些思想在被遺忘之後，進入了社會主義體製的‘潛意識’之中，其他一些思想則獲得了新的名稱和意義”[62]。列寧發揮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識形態理論，論證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雙重影響，闡釋了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社會革命和建設中的指導作用，並把這一引領作用的發揮寄托於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的社會活動。蘇維埃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列寧斯大林的意識形態理論毫無疑問地起著主導作用。但是，他們對意識形態力量及作用方式的認識是不完全一致的。其中的一些變化或差別，對蘇聯社會生活的影響極其明顯，而理解這些差別需要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和主客觀因素。由於斯大林的革命生涯與列寧有很多交集，也由於列寧是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領導者，斯大林的意識形態觀和列寧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於列寧逝世後，斯大林被賦予更多的獨立思考問題和解決實際問題的時間和空間，也由於法西斯主義在德國乃至歐洲的興起，以及“二戰”後美蘇爭霸的國際環境，使得斯大林關於意識形態力量的認識與列寧的理解不完全一致。毛澤東對意識形態概念的分析，帶有更多的政治性內涵，這是由當時的革命和建設的主要任務決定的。在改革開放時期，由於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影響，思想領域的自由化傾向加強，這樣的情況下，反對自由化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工作。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深入，黨和政府都麵臨著新的問題，加強思想教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思想，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內容。因此，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意識形態工作的重點以及發揮作用的方式，是不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