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全球普遍交往的深入發展，各個國家內部社會結構中的各個領域都程度不同地介入全球化的曆史進程之中，從而逐漸形成了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社會總體結構。而這種全球性社會結構形成之後，又會反過來深刻地影響各個國家內部的社會結構的整合與轉型。因此，要探討在全球化條件下如何建構合理的社會結構，需要辨析和明確社會結構的全球性特征。
然而，這在全球化語境中並非易事。人們注意到，“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世界既是一個單一體係的世界，也是一個碎片化的世界。全球化體現了一種張力，一方麵是全球經濟和技術的相互依賴及社會的相互聯係，另一方麵是文化的碎片化和政治分工”。[14]從全球尺度審視社會結構，全球社會結構既具有緊密的聯係，又存在著高度的碎片化，既有集中，又有離散，這就為人們從總體上把握全球性社會結構帶來了較大的困難。這種複雜圖景的出現，並不意味著社會結構不存在全球總體性，恰恰相反，這是資本邏輯在全球布展過程中不斷作用下的必然結果。問題的症結在於，社會結構的全球總體性不能通過直觀的方式加以把握，即簡單地從“全球資本生產—全球市民社會—全球統一政府”這種線性方式來把握，因為這樣推論出來的“總體性”與其說是一種現實，毋寧說是一種空想，因而是一種虛假的總體性。要真正把握社會結構的全球總體性，應當分別進入社會結構中的不同領域，揭示出不同領域的全球性特征，進而發現不同領域全球性特征之間的內在聯係。在此過程中，支配全球化進程的資本邏輯以一種辯證運動的方式將各個社會領域重新組合為一個有機聯係的整體，社會結構的全球總體性由此得到凸顯。
從總體上看，各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在全球化中逐漸被整合為全球性社會結構，主要體現在：在經濟方麵，出現了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全球性經濟領域；在政治方麵，形成了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全球性政治領域；在社會方麵，出現了以全球問題為導向的全球性社會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