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為了保持與西方的戰時合作關係，蘇聯允許甚至鼓勵東歐國家實行人民民主製度。所謂人民民主製度，就是“一種既不同於資本主義，也有異於蘇聯的社會主義的製度”[1]。雖然可以從多個維度來解讀這種人民民主製度，但從東歐角度看，它是一個社會發展模式從西歐轉向蘇聯的過渡階段。由於政治、經濟等方麵帶有過去的某些痕跡，東歐“把人民民主製度階段認定為一種在政治上變異、過渡的社會形態”[2]。這個過渡階段雖然與東歐國家內部政治力量對比有關係，但更重要的是與蘇聯和西方大國的“蜜月”相吻合，是服務於蘇聯當時的對外政策的需要。
東歐國家實行人民民主製度的前提是，斯大林同意關於兩種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和平與合作的主張。雖然與美國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大獲益國，但是，蘇聯不像美國那樣在戰爭中經濟、軍事實力急劇膨脹起來，而是國民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無數城市和鄉村化為瓦礫，經濟損失達5000多億美元，死亡的人數超過2000萬。蘇聯雖說收複了“二戰”前的所有失地，而且領土麵積還有很大擴展，但百廢待興，亟須一個長時期的和平環境。因此，斯大林主張保持同西方國家在戰時結成的聯盟，提出不同社會製度國家要和平共處，加強在各方麵的合作，以此來維護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的利益。
1945年4月13日，斯大林就羅斯福逝世發給杜魯門的唁電中，高度評價羅斯福，說他是“一位極其偉大的世界性的政治家和組織戰後和平與安全的倡導者”，“蘇聯政府對美國人民的這一重大損失表示真誠的同情，並相信，擔負了反對共同敵人的戰爭主要重擔的大國，它們之間合作的政策今後仍將加強”。[3]5月，在致丘吉爾的信中，斯大林表示：“我相信，我們兩國在戰時形成的友好關係，在戰後時期將進一步順利地、有成效地發展。”[4]1946年12月21日，斯大林在與羅斯福總統的兒子埃利奧特·羅斯福會談中重申，像美國這樣的民主製國家和像蘇聯這樣的共產主義國家和平共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合理的，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在戰時最緊張的時候，政體的不同並沒有阻礙我們兩國聯合起來並戰勝我們的敵人。在和平時期，維持這種關係就更加可能了。”[5]1947年4月9日，在與美國共和黨活動家哈羅德·史塔生的談話中，斯大林進一步闡明了兩種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之間共處與合作的主張：“斯大林回答說，這兩種製度當然能夠彼此合作。就它們的合作而論，則彼此之間的差別並無重大的意義。德國和美國的經濟製度是相同的，然而它們之間卻發生了戰爭。美國和蘇聯的經濟製度是不同的，但它們彼此並未作戰，而且在戰時還相互合作。兩種不同的製度既然在戰時能夠合作，在和平時期又為什麽不能合作呢？”[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