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東歐的人民民主製度是蘇聯出於同西方國家關係以及與此相適應的自身利益而允許東歐各國存在的，所以，當蘇聯同西方國家關係發生變化的時候，東歐的人民民主製度也走到了盡頭。
由於政治文化的“基因”不同，蘇聯與西方國家戰時聯盟沒能持續多久，俄羅斯學者甚至認為，蘇英關係早在1945年春天就發生了轉折，對於英國來說，“蘇聯威脅取代了納粹敵人”。[33]但是，最終打破東西方大國同盟關係的還是“冷戰”。1947年美國記者李普曼發表了一係列鼓吹“冷戰”的文章，以後，“冷戰”一詞便廣泛流行起來。在含義上，“冷戰”被用來說明當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由過去的聯盟關係轉向衝突，也指1947年開始的美蘇之間除了直接動用武力以外的一切敵對行為，範圍涉及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麵。然而，“冷戰”究竟起於何時，發起者到底是西方還是蘇聯，不同國家的學者沒有並且似乎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34]
1945年4月接替羅斯福繼任總統的杜魯門改變了前任所倡行的國際組織，憑借實力，通過大國間政治、經濟合作，以和平方式確立美國霸主地位的政策，主張采取直接對抗的戰略，公開叫囂必須用武力來阻止“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在美國緊鑼密鼓地製造輿論、惡化美蘇關係的時候，此時已下野的英國首相丘吉爾和時任美國駐蘇聯代辦的喬治·凱南成了“冷戰”的主要推手。
早在“二戰”結束前夕，丘吉爾就提出，德國投降和戰爭結束以後，由於共同的敵人已經沒有了，西方盟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將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蘇聯就成為主要的危險，西方國家必須建立起新的陣線來阻止蘇聯版圖擴張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35]1946年3月5日，丘吉爾在美國富爾敦城的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題為《和平砥柱》的演說。在對美國的民主、經濟和軍事力量大加讚揚一番之後，丘吉爾說：“不久前剛被盟國的勝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經罩上了陰影。沒有人知道，蘇聯和它的共產主義國際組織打算在最近的將來幹些什麽，以及它們擴張和傳教傾向的止境在哪裏，如果還有止境的話。”接著，丘吉爾就大肆渲染所謂蘇聯和共產主義擴張的危險：“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亞得裏亞海邊的的裏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在這條線的後麵，坐落著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都城。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亞——所有這些名城及其居民無一不處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不僅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屈服於蘇聯的勢力影響，而且還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強的高壓控製。”[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