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歐國家全麵倒向蘇聯和蘇聯模式化的過程中，南斯拉夫由於某些特殊原因未能完全按照蘇聯的意誌行事，在某種程度上強調自主性和自身利益，結果惹惱了蘇聯，招致被“革出教門”之禍。1948年6月，共產黨情報局召開第三次會議，根據蘇聯共產黨提供的資料專門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狀況，通過了《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決議》。這個決議宣布：情報局讚同聯共（布）對南共（南斯拉夫共產黨，以下簡稱“南共”）狀況的估計和對南共中央的批評，南共領導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麵的主要問題上實行一條不正確的、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正在實行一條對蘇聯和聯共（布）不友好的政策。南共領導人在對內政策方麵背離工人階級的立場，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正在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黨的學說，在黨內建立起對南共的生存和發展來說是災難性的官僚統治。決議還斷言：南斯拉夫由於背離了國際主義傳統，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將很快喪失獨立而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南共黨內的“健康分子”應當撤換南共的領導人。[20]1949年11月，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召開的第四次會議，根據喬治烏-德治的報告做出了《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凶手和間諜掌握中》的決議，說以鐵托為首的南共領導人是“殺人犯”“法西斯和帝國主義的奴仆”“人民公敵”，呼籲南斯拉夫人民起來推翻所謂“鐵托集團”。[21]
其實，共產黨情報局批判南斯拉夫事件與共產黨情報局本身的關係並不大，主要起因是：南共與蘇聯共產黨之間的曆史恩怨，南斯拉夫與蘇聯戰後初期交往過程中的利益矛盾，“冷戰”開始後南斯拉夫的所作所為與蘇聯控製東歐的戰略意圖之間的衝突。
在曆史恩怨方麵，第一，“二戰”期間，在南共領導的遊擊隊發展與建設以及蘇聯援助南斯拉夫遊擊隊等問題上，南共與蘇聯有不少矛盾。蘇聯由於不願意影響它與盟國的關係，有意地限製南共力量的發展。第二，在南斯拉夫人民政權的創建問題上，南共與蘇聯有較大的分歧。在南斯拉夫抵抗運動中蘇聯比較看重的是與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關係，先是反對南共創建帶有自己色彩的政權組織，後又要求建立包括流亡政府成員的聯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