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召開了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不僅主持了大會，致了開幕詞和向大會做了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而且在大會最後召開的一次內部會議上做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由於這個報告不公開，因此也被稱為《秘密報告》。前一個報告主要是圍繞著不同社會製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展開的，後一個報告則是圍繞著斯大林問題展開的。
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中大談不同社會製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這是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對外政策調整的結果。1953年3月9日在斯大林葬禮的講話中，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的馬林科夫提出：“我們最關心的是製止戰爭，與一切國家和平共處。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認為，最正確、必要和公正的外交政策，就是以互相信任為基礎的和平政策。”8月，馬林科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五次會議上說：“對蘇聯政府，對我們全體蘇聯人民來說，鞏固和平和保衛各國人民安全的事業不是一個策略或外交手腕的問題。這是我們在對外政策方麵的總路線。”1955年馬林科夫辭職之後，赫魯曉夫在與西方緩和方麵走得比馬林科夫更遠。在他的推動下，蘇聯最高蘇維埃發布了關於結束與德國之間戰爭狀態的命令，承認奧地利中立並將蘇聯軍隊撤出，尋求裁軍、禁止原子彈、緩和國際局勢的新途徑等。正是在此基礎之上，赫魯曉夫1956年2月在蘇聯共產黨二十大上係統地闡述了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線。
赫魯曉夫認為，世界分裂為社會主義體係和資本主義體係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盡管西方發動“冷戰”來惡化國際形勢，由於社會主義民主與和平力量以及民族解放運動的不斷加強，國際緊張的局勢有所緩和，現代戰爭是有可能避免的。麵對這種局勢，世界兩個最強大的國家——蘇聯和美國之間建立持久的友好關係，對於鞏固世界和平將有重大的意義。[1]在此基礎之上，赫魯曉夫提出了“現代國際關係中的幾個原則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會製度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和平共處），另外兩個分別是防止戰爭的可能性問題（和平競賽），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什麽走向社會主義的問題（和平過渡）。他指出，“列寧關於社會製度不同的各國和平共處，過去是現在仍是我國外交政策的總路線”。他進一步闡述說，和平共處的意思是社會製度不同的國家在經濟和文化建立過程中進行競賽。如前所述，和平共處原則並非赫魯曉夫的新作，列寧、斯大林都提出過。但是，赫魯曉夫將它與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結合起來，並且當作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這又有別於以往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