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魯曉夫主政之後，蘇聯共產黨對政治體製、經濟體製和對外政策等方麵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
在政治體製方麵，除了平反冤假錯案、改變國家安全機關淩駕於黨、國家之上的局麵和批判斯大林的個人迷信之外，蘇聯共產黨還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加強集體領導和實行部分幹部輪換製。1962年，蘇聯共產黨決定“以生產原則為基礎，自下而上地改組黨的領導機構”，設立分別領導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領導機構，也就是所謂工業黨委和農業黨委。總的看，上述做法沒有也不可能根本改變過度集權、權力缺乏製約和監督的狀況，沒有能擺脫蘇聯模式在政治體製上的弊端。比如，赫魯曉夫1958年3月又兼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將蘇聯黨政大權集於一身。與此同時，他也利用各種場合突出自己，宣揚新的個人迷信。1964年4月17日是赫魯曉夫的70歲生日，蘇聯幾乎重演了1929年慶賀斯大林誕辰50周年的一幕。一位作家寫道：“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有用不完的精力。在最近十年，我們在各處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同化學家在一起他是化學家，同農藝師在一起他是農藝師，同動力工程師在一起他是動力工程師。大地和宇宙經常吸引著他的注意。赫魯曉夫無論在什麽地方、不管他做什麽、也無論他談什麽，他永遠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堅貞不渝的學生。”[1]
在經濟體製方麵，馬林科夫下台後，蘇聯共產黨進行的調整並沒有停止。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對農業體製和工業體製都進行了一定改革。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農業問題始終是蘇聯共產黨中央關注的重點之一。“從1953年3月至1964年10月，除了3次代表大會之外，蘇聯共產黨中央還召開了35次全會，其中有11次專門（或主要）研究農業問題（還不包括將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問題之一而加以討論的會議），通過了一係列關於農業問題的決議。”[2]在具體措施上，蘇聯共產黨改組了農業管理機構，擴大農莊、農場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增加農業投資，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鼓勵和發展家庭副業，開墾荒地大量種植玉米。1958年，根據赫魯曉夫的建議，蘇聯共產黨決定將拖拉機站改組為技術修理站，取消了義務交售製，代之以集體農莊按國家為各個地區分別規定的統一價格將產品賣給國家的製度。[3]在調整農業體製的同時，蘇聯共產黨對工業管理體製也進行了調整，其中最重要的是減少管理層次，精簡各級管理人員，減少國家的指令性計劃，擴大企業在計劃、財務和勞動工資等方麵的自主權。1957年2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全會根據赫魯曉夫的報告，通過了《關於進一步改善工業和建築業的管理組織》的決議，決定對全國工業和建築業的管理體製進行全麵的改組。[4]接著，蘇聯部長會議單獨或與蘇聯共產黨中央一起又通過相關決議，將工業和建築業的領導重心從中央轉移到地方，經濟管理以中央為主改為以地區為主，由垂直的“條條”管理變為橫向的“塊塊”管理，為此劃分經濟行政區域並成立國民經濟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