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這一點是一目了然的：生命的這種偶然性及其合乎信仰的協調一致並非針對生命問題的一種絕無僅有的態度。在生命以命運概念——該概念在一個雙重前提的基礎上崛起——的麵目出現時，一種截然不同的偶然性就會發揮作用。首先，它需要一個主體。這一主體自願地，而且僅就這一方麵來說，是在獨立於各種“事件”的情況下，包含著或表現著一種意義、一種內心的傾向和一個要求。除了主體這種獨特的傾向外，在同該傾向沒有遺傳學聯係的情況下，出現並經曆著某些事件。盡管如此，這些事件還是對該傾向要麽起促進作用，要麽起妨礙作用；要麽中斷它的進程，要麽把相去甚遠的東西聯係起來；要麽強調它當中的幾點，要麽確定它的完整性。當然，這些事件隻是在它們的起因，在事件自身的各個階段同它們所遇到和所決定的主體的內在意義毫不相幹時，它們才是“偶然的”。隻是如今在把它們這樣看待之後，事情已經起了變化，變成了相反的情況，即它們正好同那種主觀的生命發生衝突，從而在生命內部獲得了某種意義。該意義根本用不著成為一種“理智的”，從任何一種理念出發都能理解的或者非常積極的目的論的意義，它可以是令人氣憤的，具有破壞性的和不可思議的。事件如今具有一種確定的關係，具有一種對於生命那個滿懷著內心指示的過程的適應性。雖然這個指示是極端反目的論的，雖然它偏離了那種關係，但情況依然如故。
這樣，就產生了“命運”的特殊性：客觀事件的一個純粹按因果關係進行的階段同某個從內部決定的生命的主觀階段緊密結合，同時，由於客觀事件的那個階段，如今不是促進就是歪曲這種生命的傾向和厄運，由於它從該生命看來獲得了一種意義，一種同主體的關係，因此，那個多少是在外部，並且按照自身的因果關係發生的事件仿佛也是著眼於同我們生命的關係似的。沒有這樣一種要素，我們就不會談起命運，也就是說，既不會對動物談，也不會對上帝談動物缺乏生命意識，缺乏自己想象中的、個體的特殊意圖。生命意識在這裏也許能夠決定性地——但如今又重新為那種生命所決定地——促進或妨礙補進一種來自外界的事件。相反地，對於神靈而言，並不存在它開始感到陌生，而本身又是不可避免的事件；我們卻不得不從一開始就通過上帝來擁抱事件，並按照他的意誌來思考。我們這樣做，並不需要經曆那種事件的妨礙或者促進，把自己的偶然性轉變成一種意識。但是，人的生命有兩個方麵：一方麵我們都經受並順應著宇宙的動**；另一方麵卻又感到並擁有來於自我中心的個人存在，這種存在就是自身的責任和某種統一的形式。如今，在我們把某物視為命運之時，也就取消了兩者之間純粹的偶然性。生命在通往世道的切線走向中的積極性和被動性，在命運概念中變成了一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