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馮友蘭（1895—1990）在反思中國2500多年來的家族製度時這樣寫道，“農民靠土地生活，而土地是無法挪動的，地主階級出身的讀書人也無法離開土地。一個人若沒有特殊的才能，他無法離開祖輩生活的這片土地；他的子孫也隻有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這就是說，同一個家庭的後代，由於經濟的原因，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由此發展起中國的家族製度，它的複雜性和組織性是世界少有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這種家族製度的理性化。”（馮友蘭，2004）。這樣，中國的農業經濟（小農經濟）造成了中國的家族製度，儒家文化就是中國家族製度的理論表現。
經濟學家陳誌武（2009，（a））以金融學的理論與觀點分析中國的家庭與孝道，反思儒家文化，為我們理解中國人的自我提供了新的視角。他的思考方式與上述馮友蘭的思考方式是一致的。
在農業社會，家庭有兩個主要功能：一個是經濟互助；另一個是社會功能即精神互助。其經濟功能包括兩方麵：第一，在家庭內部存在各種隱性金融契約關係，父母在後代身上有投資，而後代有隱性“回報”責任；兄弟姐妹之間則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這個家庭欠同族上另一家的等，相互間存在許多說不清的隱性債務、保險責任。這是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結果。第二，因血緣關係，“家”能大大減少各成員間利益交換的執行風險，減少交易成本。
正是由於“家”的經濟互助和精神互助這兩種功能，使農民不僅有可能勉強滿足今天的物質消費和精神需求，還能應對未來物質生活所需的收入的不確定性、身體健康的不確定性，以及未來精神生活的不確定性。如生病、交通或生產事故、房子起火等意外事件，以及娶妻、嫁女、蓋房、養老等大開支，都是個人一輩子要應對的不好預測的各種風險。換句話說，在沒有市場提供的各類保險、借貸、股票、投資基金、養老基金等金融品種的前提下，農民是怎麽規避未來風險，安排不同年齡時的生活需要呢？他們靠的是後代，靠的是家族、宗族。因此，成家生兒育女，而且最好是生兒子，就成了規避未來物質風險和精神風險的具體手段，即所謂“養兒防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