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2講“文化與自我”的“兩種自我結構”一節我們介紹了馬庫什和可塔亞馬（Markus & Kitayama，1991）關於文化與自我的基本觀點，即西方文化下人們大多具有獨立的自我結構，而東南文化下人們大多具有互倚自我結構。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表明，自我的發展就是一種文化適應過程，而語言作為文化的符號係統在其中起著關鍵的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雙語的個體具有兩種分離的自我結構。例如，在中國家庭出生但在加拿大長大的雙語者作為被試參與的一項研究結果是這樣的：當要求其中一些年輕人用中文描述自己，並且對一些反映中國文化價值的說法（如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失敗）作評定時，與用英語描述自己的年輕人相比，他們使用更多的集體主義詞匯而且更認同中國的文化價值（Wang et al.，2010）。
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此前的100多年受英國的殖民統治。因此，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是一個現代化與傳統並存的地方。在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由於實行中央政府“一國兩製”的政策，它仍然保持著與西方世界緊密的聯係，英文與中文都是香港的官方語言，許多兒童從小就是一個雙語者，既會中文也會英文。香港兒童在家裏受到更多的傳統儒家教育，諸如尊敬父母、長輩。而在學校接觸到更多西方文化，諸如西方音樂、電影、玩具等。因此，許多香港兒童具有雙語和雙文化的特點。
王琪等人對香港雙語兒童進行了雙文化自我的研究（Wang et al.，2010）。一共有125名兒童參與，其中8歲的33名，10歲的32名，12歲的28名和14歲的32名。他們都是中國人，會熟練地說英語和漢語。實驗前125名香港雙語兒童隨機分配到中文組（用中文進行實驗）或英文組（用英文進行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