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庫什和可塔亞馬（Markus & Kitayama，1991）提出了影響久遠的文化與自我的理論假說，即西方文化下大多數人具有獨立型的自我結構，強調自我與他人的分離；而東亞文化下大多數人具有互倚型的自我結構，強調自我與他人的相互聯係（見圖8-3）。
圖8-3 西方文化的獨立型自我與東亞文化的互依型自我（Markus & Kitayama，1991）
基於上述的自我與內側前額葉的高度相關（Northoff，et al.2006）以及Markus & Kitayama，（1991）的理論假說，朱瀅等人（Zhu et al.，2007）假定，中國人不僅思考自我時會激活內側前額葉（MPFC），而且思考與自我非常親近的人也會激活內側前額葉。這樣假定的理由是，由於中國文化非常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非常親近的人與自我不分彼此。
另一方麵，由於西方文化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分離，西方人的自我是獨立於任何人的（包括最親近的人，如母親）。因此，雖然西方人的自我能激活內側前額葉，但是他/她的父母卻不能像自我一樣激活內側前額葉。
朱瀅等人（Zhu et al.，2007）進行了一項腦成像實驗（采用自我參照效應範式進行），來檢驗他們的假設。實驗中他們使用了中國被試13人與西方被試13人，中國被試是北京地區的大學生，西方被試是來到北京學習的英國人、美國人、澳大利亞人和加拿大人，這些青年學生來北京不到一年。中國被試用中文進行實驗，西方被試用英文進行實驗。設置了四種實驗條件：（1）自我參照：“勇敢的”適合描寫你嗎？（2）母親參照：“勤勞的”適合描寫你母親嗎？（3）他人參照：“可愛的”適合描寫朱榕基嗎？（西方被試用克林頓）（4）字形判斷（要求被試回答呈現的人格形容詞是大寫或小寫）。
腦認知成像（fMRI）結果發現，中國與西方被試的自我參照都激活了腹側內側前額葉（VMPFC），這與已有的發現是一致的（Northoff，et al.，2006）。有重要意義的發現是，中國人的母親參照也激活了腹側內側前額葉，但西方人的母親參照沒有激活腹側內側前額葉。換句話說，中國人的自我與母親的神經表征是重疊的，同“住”在內側前額葉，但西方人隻有自我“住”在內側前額葉，（見圖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