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對自我結構有重要的影響，這突出表現為在西方文化強調人與人的分離的情況下產生與發展起來的獨立型自我結構，以及在東亞文化強調人與人的聯係、關係的情況下產生與發展起來的互依型自我結構（Markus & Kitayama，1991；2010）。如果自我結構是在文化的影響下形成的，是一種習得的認知結構，那麽，既受西方文化影響又受東方文化影響的個體，可能同時具有獨立型自我結構與互倚型自我結構。而且，使用文化啟動的方法我們還可以單獨啟動獨立型自我或者互倚型自我。研究表明，這樣的設想是正確的。
香港人既是在中國文化的環境中生活的，但由於香港在英國的百年統治之下，也浸透著西方文化，因此，香港人同時具有獨立型的自我與互倚型的自我。利用香港人這一特點，伍錫洪等人（Ng et al.，2010）進行了一項文化啟動下自我結構轉換的腦成像（fMRI）研究。前麵我們介紹過朱瀅等人（Zhu et al.，2007）關於中國人自我神經基礎的一項研究。他們發現，中國人思考自我或母親時都激活了腹側內側前額葉，但是，西方人思考自我激活了腹側內側前額葉，思考母親並不激活腹側內側前額葉。伍錫洪等人應用自我參照效應範式進行腦成像實驗，研究文化啟動對具有雙文化背景的香港學生自我神經基礎的影響，探討在同一類被試身上（都是香港人）能否得到類似於朱瀅等人（Zhu et al.，2007）分別在中國人與西方人身上得到的結果。
腦成像結果發現，在西方文化啟動下與不認同的人參照比較，自我參照激活了腹側內側前額葉。更重要的是，與母親參照比較，自我參照也啟動了內側前額葉。這說明在西方文化啟動下香港人的自我與母親的神經基礎是分離的，即自我“住”在內側前額葉，但母親沒有“住”內側前額葉，這與朱瀅等人（Zhu et al.，2007）研究西方人的結果是一致的，即西方文化啟動下香港人的腦成像結果類似於西方人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