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從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係問題出發的。這一問題一直是現代以來眾多思想爭論直接或者隱藏著的焦點，不同曆史時期被一再提出。麵臨當代實踐，中國乃至於世界範圍內出現了新一輪市場與計劃、社會與國家、經濟與政治等相互關係的爭論。新的理論和實踐傾向可能會在這一爭論中呈現出來。思考這一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和當代社會曆史進展的理解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
市民社會同政治國家分離是現代社會的基本成果。雖然廣義地說，市民社會包括以言論、出版、集會、宗教信仰等自由為基本內容的“公共空間”，但其核心是以平等、自由交換為原則的物質生活領域。現代解放，就是使這些領域的生活成為自由的“私事”，不受國家權力支配和幹預，國家成了維護這些權利得以實現的補充性結構。在馬克思看來，要求市民社會同政治國家分離，確立市民社會的自主地位。作為現代解放這一要求“是當然合理的”。馬克思肯定了此種解放的積極意義。
但問題在於，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這種分離中，人們現實的、具體的、感性的存在被排斥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政治生活中的公共性立足於對存在差異的抽象，政治和法律中的公民是沒有肉體的自由平等“人格”。按照馬克思的說法，現代解放隻是政治解放，而不是人類的徹底解放。現代平等和自由具有抽象的、形式的性質。人們在沒有從私有財產和宗教信仰的束縛之中獲得解放以前，卻可以並且實際上獲得了政治解放。馬克思闡明了“經濟規律的和諧在整個世界上表現為不和諧”這一事實。要求市民社會的生活從政治權力中解放出來，成為自由的“私事”，實際上是確認了現代市民社會領域中的非解放。人們的實際生活仍然束縛於市民社會的真正桎梏之中。所以馬克思說，以現代經濟的自由和諧宣布“曆史的終結”隻是新近暴發戶的愉快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