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80年代始，我曾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哲學中的有關人物、學派、思潮做過若幹考察。90年代後期，我的研究重心較多地放在哲學理論方麵，涉及的論域包括倫理學（道德哲學）、認識論、形而上學等。當然，在史與思的互動中，理論之維與曆史之維並非彼此懸隔。事實上，二者在更實質的意義上呈現相互交融的形態。以這種互動和交融為思考背景，2004年在完成有關形而上學的論著[1]之後，我的側重之點又回到了哲學的曆史。相對而言，此前的曆史回溯較多地指向儒家一係的哲學，2004年的“轉向”則首先以道家係統的莊子哲學為對象。
關於莊子思想較為係統的研究雖然開始於上述階段，但我對莊子哲學的興趣，則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期。從時間上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便多次閱讀《莊子》。莊子的言與思，一再使我領略到思想的力量。大約10年前（1998年），我又將道家哲學列入研究之域，並在完成《老子》哲學的初步考察後，擬轉入莊子哲學的研究。但不久研究計劃發生了一些變化，原定關於莊子哲學的研究設想也暫時擱置。當然，暫時擱置並不意味著放棄該計劃，而隻是推延研究的進程。2004年，隨著形而上學“沉思”的告一段落，莊子哲學便十分自然地再一次進入我的視野。
相對於先秦其他諸子，莊子其人與莊子其學無疑呈現出獨特的品格。就“在”世方式而言，莊子的一生體現了為人、為學與為道的統一；從哲學係統看，莊子的思考涉及性與天道的各個領域；在言說方式上，詩意地說、思辨地說、邏輯地說在其哲學中彼此相融。以天人關係為指向，莊子既將人性化的存在提到引人矚目的地位，又以合於“天”（自然）為理想的形態，並由此突出了自然的原則，人性與天道之間呈現了複雜的關係；從“道通為一”“以道觀之”的視域出發，莊子對如何揚棄世界（包括觀念世界）的分裂、達到統一的存在圖景做了深入的追問；由肯定真知與真人的互動，莊子具體地考察了向道而思的過程；通過“道”與“德”，“我”與人的論和辯，莊子從不同方麵澄明了個體性原則；以逍遙之境為指向，莊子進一步彰顯了人的自由問題；如此等等。以上諸種論題的討論，既呈現多重理論趨向，又內含主導的哲學立場，其中所體現的理論創造性和思想魅力，至今仍吸引人們不斷向其反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