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哲學史上，莊子無疑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以汪洋恣肆的文字為形式，以不拘常理的觀念為內容，莊子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思想世界。不過，在進入這一思想世界之前，我們首先麵臨莊子其人以及《莊子》其書的問題。
關於莊子其人，現存的資料主要來自《莊子》一書及《史記》等有關記載。盡管據現有的材料，我們很難確切地考定莊子具體的生卒年，但仍可大致推斷其生活年代約在戰國中期。[1]從有關的生平記載看，莊子雖有一定的社會名聲，但並不顯達。司馬遷曾提及，“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2]。類似的記敘亦見於《莊子·秋水》，“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聞莊周賢”雲雲，表明莊子在當時並非完全不為人所知，“許以為相”則似乎意味著莊子亦曾有步入社會上層的機會，但莊子的實際生活境遇則始終顯得清貧而寂寥，後者在《莊子》一書的如下記敘中不難看出：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3]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4]
“貸粟”使人聯想到斷糧之虞，家貧至需“貸粟”，其生活之窘迫，亦可由此推知。粗布敝履以見王侯，既反映了生活的貧寒，也體現了胸襟的淡泊：所見者雖貴為諸侯，其服飾仍一如往常。事實上，“過魏王”之“過”，亦頗有寓意：它表明，莊子往見魏王，並非出於深謀久慮，而僅僅是偶然、隨意之舉。較之孔子、孟子熱切地奔走往來於諸侯之間，莊子似乎更多地表現出疏遠於政治中心的趨向。
作為哲學家，莊子的哲學追求與他的存在方式，往往呈現出內在的一致性。從哲學的層麵看，莊子由齊物而主張以道觀之，由反對以人滅天而崇尚逍遙之境，這種立場同樣體現於其自身的生活過程。上文提及楚王曾遣使者聘其為相，按《史記》的記載，莊子對此的回複是：“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誌焉。”[5]《莊子·秋水》對同一事件的敘述更為形象、生動：“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無為有國者所羈”，也就是超越外在政治關係對自我的束縛，“曳尾於塗中”，則隱喻著回到自然、走向逍遙。按莊子的理解，社會政治關係總是意味著束縛和限定，唯有擺脫這種限定，才能達到合乎天性的逍遙之境。在政治地位與逍遙的生活之間，莊子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這種選擇所體現的，是為學、為道與為人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