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對“知”的理解，與技和道之分相聯係。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莊子提出了技進於道之說。這裏所謂“技”，涉及的是操作層麵的經驗性知識，“道”則超越了經驗之域而表現為形上的原理。對莊子而言，唯有與“道”為一，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知”（所謂“真知”）。這樣，在“技”與“道”的區分背後，便蘊含著“知”本身在形態上的差異。
相應於“技”的“知”，主要指向“物”：“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1]“極物而已”，即僅僅限定於物；作為區別於“道”的存在，“物”主要呈現為經驗領域的對象，所謂“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意味著經驗之知無法超越經驗對象。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在這裏將“知物”與“睹道”區分開來，從而更明確地劃分了以物為對象的經驗之知與指向道的形上之知。上述意義上的經驗之知常常被視為“小知”，與之相對的形上之知或道的智慧則被理解為所謂“大知”。對莊子而言，停留於經驗層麵的“小知”，將遮蔽以“道”為對象和內容的“大知”；唯有消除“小知”，才能彰顯“大知”：“去小知而大知明。”[2]
從本體論的層麵看，經驗之知所指向的“物”，形成於“道”的分化過程。作為分化的存在形態，“物”處於變遷過程，具有不確定性：“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3]對莊子來說，這種變動不居的經驗世界當然並非理想的存在形態，但它卻構成了經驗之知所麵對的現實對象。經驗世界的這種相對性、不確定性，使“極物而已”（限定於物）的經驗之知一開始便麵臨著困境：“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4]對象的“未定”性，使經驗之知本身難以獲得確定的內涵，從而缺乏可靠性，所謂“知有所困”，便是對如上關係的概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