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莊子那裏，對道的追問，並未引向思辨的玄想；形上之知如何可能的問題，與人本身如何走向真實存在的問題，呈現為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麵，而道的關切，則最後落實和體現於人的存在。體道之知與人的存在之間的關係，具體地展開為“真知”與“真人”或“真知”與“至人”之辯。[27]
經驗之知與體道之知的區分，既以對象世界的“物”與“道”之分為前提，又以人自身不同存在形態的區分為內涵。就人自身之“在”而言，真人或至人無疑表現為理想的存在之境，而在莊子看來，走向這種存在形態，又以體道或得道為條件。作為理想的存在之境，至人或真人的品格始終與道相聯係：
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嚐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28]
如後文將進一步討論的，“道”作為存在原理，具有普遍性，“德”則可以被視為道的具體體現。至人或真人不同於常人的主要之點，在於“通乎道，合乎德”，亦即從不同的層麵體悟並把握了道。他固然也與物打交道，但卻並不停留於經驗的層麵，而是指向物的真實根據（“極物之真，能守其本”）。在這裏，成就至人與得道、體道展開為同一過程。
作為理想的人格之境，至人或真人不僅以得道為指向，而且在知與行的過程中始終堅持而不違逆道：“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複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29]“捐（損）道”與認同道相對，“不以心捐（損）道”，從正麵看，也就是對道的接受、認同、貫徹，而這一過程同時表現為順乎自然（不以人助天）。無論是積極意義上的“通乎道”，抑或是消極意義上的“不以心捐（損）道”，走向真人或至人之境，都伴隨著對道的把握與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