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與真知之辯通過肯定人之“知”與人之“在”的相關性，著重展示了達到真知和道的本體論背景。以此為進路，莊子對如何得道的過程做了進一步的考察，而“坐忘”與“心齋”則構成了其中重要的範疇。
在莊子以前，《老子》曾區分了為學與為道：“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37]“為學”是一個經驗領域的求知過程，其對象主要限於現象世界；“為道”則指向形上本體，其目標在於把握統一性原理與發展原理。在《老子》看來，經驗領域中的為學，是一個知識不斷積累（日益）的過程，以形上本體為對象的為道，則以解構已有的經驗知識體係（日損）為前提，後者構成了無為的具體內涵之一。
《老子》對為道過程的如上理解，在莊子那裏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與《老子》強調“日損”相近，莊子提出了“坐忘”之說。何為“坐忘”？莊子以孔子與顏回對話的方式，對此做了闡述：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複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38]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複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39]
這裏，莊子顯然是借孔子與顏回之口，以述己意。從精神活動及意識活動的角度看，“忘”的特點是有而無之，亦即將已融合於主體精神世界並入主其中的內容加以消除。禮樂、仁義表現為文明的社會規範及品格，“形”與身相關，主要從感性的層麵表征人的存在，“知”則涉及人的理性能力與理性之知。如果說，禮樂、仁義構成了人存在的社會文化倫理背景，那麽，“形”與“知”則更多地與個體存在相聯係；與之相應，忘仁義、禮樂，意味著疏離社會文化背景，由文明的約束回歸自然的形態；離形去知，則是從個體的層麵，消解感性與理性的規定。所謂“墮肢體，黜聰明”，表達的也是同一意思：肢體涉及形，“聰”“明”則分別與耳目的感官能力相聯係。對莊子而言，消除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還具有外在的性質，因此，僅僅“忘仁義”“忘禮義”，雖“可矣”，但“猶未也”；以“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為內容的“坐忘”，則由消除外在的影響，進一步回到個體自身，從感性（形）與理性（知）等方麵淨化個體存在，使之“同於大通”（與道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