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構已有的精神世界為指向，“坐忘”和“心齋”著重於“破”或否定。既“破”之後，如何體道和悟道？莊子由此進一步考察了通常的感知和理性之外的方式。前文曾提到，在經驗的層麵，耳目之知首先指向外部對象，所謂“極物而已”，也隱含著這一含義。從體道的角度，莊子對耳目的作用方式做了不同的規定：“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55]在這裏，耳目不再以對象為指向，而是反身向內；這種反觀又不同於理性之知，相反，它以“外於心知”為特點。表現為“內通”的耳目之知，也涉及“聰”和“明”，但此“聰”、此“明”並不以外部對象為內容，關於這一點，莊子有如下的解釋：“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56]這裏區分了兩種“聰”和“明”：“聞彼”之聰與“自聞”之聰、“見彼”之明與“自見”之明。從目的的層麵看，自聞、自見旨在自適；從作用的方式看，自聞與自見則以反視內聽為特點。
作為把握道的方式，耳目的“內通”或反視內聽（自視自見）在認識論或方法論上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從認識論上看，耳目之知或“聰”和“明”既與廣義的“觀”及“聽”相聯係，又具有直接性（無中介）的特點。在對耳目及聰明重新界定之後，將其引入得道的過程，無疑同時肯定了以直接（無中介）性為特點的這種“觀”或“聽”的作用，然而，以“內通”規定耳目的功能，並將其與“心知”隔絕開來，則使之不同於經驗或感性的直觀，而在實質上表現為某種區別於單純理性作用的直覺。事實上，當莊子從方法論的角度對庖丁解牛的過程加以概述時，已從一個方麵表明了這一點。在他看來，上述過程的根本特點之一在於“以神遇而不以目視”[57]。“不以目視”，是指不以“見彼”（指向對象）的方式“視”；“以神遇”，則是以內在的明覺直接地把握。用“以神遇”來表示這種直覺，主要在於突出其非程序性、非推論性以及難以言說的特點。這種體悟的方法，對應於“技進於道”的過程[58]，從而，所謂“以神遇”在實質上便被視為得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