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辯從不同的方麵表明，“意”具有超乎名言的一麵。對莊子而言，名言不僅存在於“意”之外，而且與“道”相對。事實上，如前所述，在莊子看來，名言的作用首先表現為對存在的“分”和“別”；“道”作為存在的普遍原理，則以“齊”與“通”為內在品格，後者同樣使道與名言呈現內在的距離和張力。“道”能否以名言來把握？是否存在非一般名言的把握方式？以上述問題為對象，莊子進一步展開了道與言之辯。
前文已論及，“道”超越於殊相或個體，具有普遍的涵蓋性，莊子以周、遍、鹹具體地表示“道”的這一品格：“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鹹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32]這種普遍性決定了“道”無法以名言來限定，所謂“道不私，故無名”[33]。由此，莊子進而將“道”超乎聞見與“道”超乎名言聯係起來：“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34]“聞”與“見”所指向的，是特定的感性之物，“言”同樣“極物而已”，在限於感性對象及個體殊相上，二者具有一致性。與之不同，“道”決定、製約著有形的具體事物（“形形”），但它本身卻有別於感性之“形”（“不形”），從而，指稱有形之物的“名”，無法加諸其上。所謂“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便著重指出了以上關係。
關於“道不可言”“道不當名”的以上論述，主要以“道”與“物”之辯為前提。從邏輯的層麵看，對“道”的言說同時涉及可言與不可言的關係。在談到“言”與所言的問題時，莊子指出：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己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己。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