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名實之辯相關的是言意之辯。名實之辯以名與物或名與存在的關係為對象，言意之辯則指向言與意的關係。在莊子的哲學係統中，與言相對的“意”既指意義或“名”的含義，也指意念或意識內容，言意之辯則相應地既涉及語言形式與內涵的關係，也以名言與意念（意識內容或廣義的心之所悟）關係的辨析為內容。
在言意關係上，莊子首先提出以“意”為貴的論點：
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22]
“語”與“言”處於同一序列，此處之“意”，指“語”所具有的含義。“語”與“意”的如上關係，略近於語詞與概念或語句與命題的關係；語以“意”為貴，則意味著含義在名言中處於主導的地位。從外在的層麵看，“語”或“言”與感性的對象有相關之處：以“意”為內涵的符號，既可呈現為形，也可表現為聲，如果僅僅關注於外在的符號，則往往得其“形”“聲”而失其內在之“意”，從而難以把握現實的世界（“得彼之情”）。
外在之“形”與內在之“意”的區分，在關於古人（聖人）之言的討論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闡釋。《莊子·天道》記敘了輪扁與桓公的一段對話：“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斫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書中所載，固然是古代聖人之言，但這種“言”卻未必真正體現往古聖人之“意”；所謂古人“已死”，意味著賦予“言”以“意”的主體已不複存在，而立“意”之主體一旦失去，“言”便僅僅呈現為外在的形式。莊子認為，言說的主體逝去之後，“言”本身便無意義，無疑未能注意“言”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事實上，如解釋學所反複強調的，“言”一旦以文本的形式呈現，其意義便非立言者所能限定；文本所載之“言”，總是包含著不斷延伸的意義空間。不過，這裏重要的，是莊子對名言之域中“意”的注重。在往古聖人規定“言”的意義這一曆史現象之後，是“意”對“言”的決定作用：古代聖人在此已被視為“意”的本源或象征，正是來自聖人之“意”，賦予“言”以內在的生命，離開了“意”，“言”便成為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