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名實之辯為背景，名與言的考察既涉及語言形式與含義的關係，也以概念與對象的關係為指向。事實上，在莊子那裏，“言”與“名”都既有語詞之義，又兼指概念；名實之辯也相應地既以詞與物的關係為討論對象，也涉及概念與世界的關係。
在莊子看來，對象世界有其自身的規定，這種規定並不依存於言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4]在此，言說與世界的呈現展開為兩種不同的存在方式，自在的規定與自在的呈現在對象世界中融合為一。然而，從人與對象世界的關係看，言說又構成了聯結二者的一個方麵：物總是通過名與言而向人敞開。就人與物的言說關係而言，莊子首先肯定了名與言對於物的從屬性：“名者，實之賓也。”[5]作為“實之賓”，“名”應與“實”一致並合乎“實”。《莊子·大宗師》曾以顏回之口論及名與實的以上關係。“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6]這裏重要的不是對某一具體曆史人物的評價，而是其中所涉及的名實關係。“無其實而得其名”即名不副實，它既指外在聲譽與實際行為不一致，也在廣義上意味著“名”與“實”之間的脫節。莊子借顏回之口所提出的以上質疑，顯然以名與實應當相符為前提。
名與實的如上關係，在以下論述得到了更具體的規定：
名止於實，義設於適。[7]
“止”有限定之意，“止於實”，意味著“名”不能越出或偏離“實”；換言之，二者應當具有對應的關係。與“名”相對的“義”與“宜”相當[8]，引申為當然之則，“適”則有合宜或適合具體情景之意，“義設於適”，表明當然之則的作用應以合乎具體的情景為前提，其中蘊含著對權變（原則運用的變通性）的肯定。在此，莊子將“名”與“義”區分開來，強調“名”應嚴格對應於“實”，“義”則可視情景而變通。名與義的如上分疏，無疑進一步突出了名與實的關係以相符或一致為內在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