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3]
“芒”即暗昧[4]，人生之“芒”，意味著對人的存在意義的茫然，與之相應，在以上的發問中，內在地蘊含著對“在”世意義的沉思。“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此處所追問的對象首先是“人”，在發問者看來，“終身役役”“疲役而不知其所歸”並不是一種合乎人性的存在形態；發問者所期望解決的問題，則是如何超越這種“終身役役”“不知所歸”的暗昧形態，使人的存在獲得自身的內在意義。這裏既可以看到存在意義的某種自覺，也不難注意到對真正人性化生活的關切與呼喚。
正是以人的處境或存在形態為關注之點，莊子反對將人等同於物或“喪己於物”：“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5]“己”即以自我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人”，“性”則是人的內在規定或本質，在莊子看來，作為人的個體形態，自我具有對於物的優先性；同樣，作為人的內在規定，人之性也高於名利等世俗的價值，一旦將自我消解在物之中或使人的內在規定失落於名利的追求，便意味著顛倒人與物、性與俗的關係。基於同樣的前提，莊子一再強調“不以物害己”[6]，“不以物易己”[7]。
人、物的以上辨析，在莊子那裏更具體地展開於“物物者”與“物”的關係：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8]
從狹義上說，“有土”或“有大物”與政治上的君臨天下（“治天下”）相聯係，但“土”（大物），同時又是“物”的最普遍的隱喻，在後一意義上，“有土”或“有大物”又意味著一般意義上對物的占有和作用。“有大物者”是有物和用物者，他作用於物，但本身非物，故不能對其以“物”相待，正由於他作用於物而本身不可作為物來對待，因而能夠表現出對物的主導性（“物而不物，故能物物”）。[9]物與物物者的以上關係，彰顯了人與物的差異。在莊子看來，人（物物者）對於物的這種主導過程，並不僅僅限於治國的政治實踐，所謂“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便強調了這一點。前文已論及，《莊子·山木》篇曾記載，山木因不成材而免予被砍伐的命運，雁卻因不能鳴而被宰殺，弟子由此問莊子將何以處世。莊子答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10]這裏所涉及的，已不單純是政治實踐的領域，而是人“在”世的一般過程。材與不材，主要與人之“用”（人能否為其他存在物所“用”）相聯係，而“乘道德”（本於“道”和“德”）、“與時俱化”等，則以人應對他物的方式為主要關注之點，此處的重心，已由人為他物所“用”，轉向人作用於他物：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強調的便是人主導物而非為物所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