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化或合乎人性的存在方式的如上肯定，與昧於“人”顯然有所不同，從實質的層麵看，莊子並沒有簡單地漠視人及其存在價值，在此意義上，荀子批評莊子“不知人”，似乎並不全麵。然而，何為“人”的本真形態？如何理解“人”之“性”的內涵？在考察、探索這些問題的過程中，莊子顯示了其思想傾向的另一麵。
如前所述，按莊子之見，禮樂等文明形態，雖合於人化的外在形式，但並不能真正體現“人”之性。莊子特別強調外在之“禮”與內在之“真”的區別：
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16]
“禮”隻是世俗所理解的形式，“真”則是人的實質之性，它源於天而又內在於人。不難看到，在莊子那裏，人的內在規定，同時又以天（自然）為其內容；換言之，“人”以“天”為本真之性，“天”以“人”為價值指向。
天與人的以上關係，在莊子關於魚相忘於江湖的寓言中得到了更形象的體現：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17]
魚在此隱喻人，“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是彼此的關心、照應，它象征著以禮、義等為原則的生存方式，“譽堯而非桀”便是這種存在方式的體現；江湖代表著自然的境域，“相忘於江湖”，是在禮、義等規範之外的“在”世形態，“兩忘而化其道”，則指超越“譽堯而非桀”的價值評判準則而走向合乎道的自然形態。[18]對莊子而言，“相濡以沫”固然體現了文明的禮、義，但正如魚處於陸而危，作為與存在本性相衝突的處境，它更多地具有否定、消極的意味，與之相對，“相忘於江湖”固然不涉及文明的禮、義，但它卻適合相關的存在本性，並相應地呈現了積極、肯定的存在意義；按莊子之見，在以上兩種存在處境中，後者顯然是一種更合乎人性的存在形態：所謂“不如相忘於江湖”，便強調了這一點。這樣，通過以魚喻人以及對相忘於江湖的肯定，莊子從一個方麵賦予“人”以“天”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