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太郎》在日本紮根已久，其傳承之樹已經數次換代生長，最初的母株早已枯萎。因此，與《蛇郎》不同，關於神話時代的《桃太郎》,我們已經找不到其原型了。但它又不同於《糠子米子》,《桃太郎》在近代以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多種形式與其他相近的民間敘事共存，我們據此可以推測《桃太郎》多年來的變遷過程。在我個人看來，民間敘事在其成長過程中經曆了以下三種變化：
(一)民間敘事在上古時代完全被藝術化，以較成熟的形式廣泛流傳，如“死屍感激”型故事、《紅皿缺皿》等；
(二)由於民間敘事的信仰基礎相對穩定，不用說那些依附於民間信仰的傳說，就連其正式的原始內容都依稀保留了下來，如《蛇郎》等部分異類婚型故事；
(三)民間敘事在近世以驚人的速度成熟起來，已經無人記得最原始的母株在何處，但其果實依然新鮮美味，如《桃太郎》《瓜子姬》等。
在我國，傳說和民間故事兩種敘事以上述三種形式彼此交疊、同時被人講述，這對比較研究者來說，再方便不過了。雖然格林兄弟也收集過傳說，但他們國家的傳說已經失傳，而且與他們所關注的家庭童話也沒有太多關係。在西方的一些海島上，人們直到最近還相信民間敘事的內容，但自白人靠近這些海島時起，民間敘事就逐漸成為一種娛樂。將來人們一定會意識到，除了日本，世界上沒有多少國家保留了如此豐富多樣的標本。
日本就是這樣一個國家。特別是近兩百年的近世文明也為塑造這樣的狀態提供了有利條件。自江戶時代至明治時代中期，城鄉生活水平差距明顯擴大，而且隻有一部分城市人識字，農村的識字人口甚少。當時，在眾人眼中讀書人仿佛屬於其他種族，所謂新時代的普通教育，不過是讓更多人模仿他們的生活。大多數民眾依然作為“被遺漏的人”生活。人們對於文藝的態度也截然不同。例如，在我國，與戲劇史有關的文字資料保留得甚少，且這些資料基本上都出自個別鑒賞能力高的文人筆下，而過去廣大民眾卻沒有這樣的鑒賞能力。據記載，曾經有一位鄉下武士看武戲看得太激動，結果跳上舞台，差點要砍死紅臉演員。在城市裏演戲，也有觀眾手持大量紙巾，準備大哭大叫。由於觀眾過於入戲，井澤蟠龍還在《廣益俗說辯》①中提到了中古以後的眾多劇本和民間敘事，特意提醒人們這些都是虛構文藝，不能相信。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樣的訓誡，當時很多人是難以辨別虛實的。這種差異也許就是自足利時代起讀書人和廣大百姓之間形成的鴻溝。不管怎樣，在上一個時代，日本人分兩種。一種是品味高雅的文化人，另一種是看見什麽都會信以為真、認真過頭的百姓。這兩種人相互對立地生活在一起，但隻有前者的觀察內容作為古文獻流傳至今，而農民藝術則取得了截然不同的發展。一個是文獻記錄，一個是用口頭語言代代相傳的民間敘事，這兩種資料的融合引發了種種混亂，就像冷暖兩種潮流匯合的大海上出現濃霧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