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對他們可能屬於的每一個共同體的各自價值評價明顯不同，這取決於所感知到的依戀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很少有人會將他或她自己同時看作是幾個不同共同體的一部分。對這些依戀的圖繪可能類似於一個巨大的、不斷變化的全球網絡，其中個人就處於各種共同體的“節點”或交叉處，而且，這些共同體本身也以各種方式存在著異質性。有時，這些共同體也被認為以相互交叉的目的相互聯係(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可能被視為反映了主體性本身不斷創造的複雜性，有時是矛盾性)。因此，“一致性”“統一性”和“同質性”並不是很容易被應用於這些共同體集合的術語，即使個人並沒有察覺到他們之間有任何特定的矛盾或衝突。我們不隻是各不相同：正如森所說，“多樣性的差異”——在不同方麵都是差異性的，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構成了不同共同體之間聯係的獨一無二的組合(《身份》,xiv)。“事實上，”他指出，“世界上的許多衝突和野蠻都是通過一種獨特的、無可選擇的身份錯覺來維持的。構建仇恨的藝術形式采用了援引某種據稱是淹沒其他關係的占主導地位的身份魔力的形式，並且也能夠以一種方便交戰的形式壓倒我們通常擁有的任何人類同情或自然仁慈。其結果可能是樸素的基本暴力，或者全球性的巧妙的暴力和恐怖主義。”(《身份》,xv)
社群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也普遍認為，我們的權利和選擇是——並且應該是——由共同體“框定”或決定的。24在我看來，這些假設不僅是不必要的限製(而且一旦付諸實踐，有時就是真正的壓迫),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陳舊過時的，特別是在後現代世界，即使我們的選擇有時是由我們的共同體決定或限製的。但是，它們不必要是，並且在大多數情況下，當然也不應該是。而且，再有，我們同時屬於共同體憑什麽應該受到限製?對於那些無法進入或不了解其他共同體的人來說，個人的權利和選擇很可能是由他們出生的某個或多個共同體所決定的。然而，途徑和知識是物質性的障礙——考慮到意願和資源，它們可以並且會越來越得到克服：代表性政府(包括尤其是婦女的參與)、經濟發展和教育似乎是消除這些障礙的最重要力量。當然，人們可以思考為什麽一個社會或共同體希望受到保護或者與其實踐的意識形態挑戰隔離開來的原因，例如，當一個共同體或其內部擁有權力的群體從這種隔離中獲得利益的時候。當然，至少從長遠來看，這種“保護”在互聯網、電視和噴氣式飛機旅行的當代世界是否切實可行是值得懷疑的。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可能會爭論，尤其是反對討論中的社群主義觀點的支持者，但更普遍的是，人權的大部分曆史進步都來自這種對傳統上主要有利於權力的和現狀結構的意識形態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