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聰明人來說，整個地球都是開放的；因為土生土長的善良靈魂就是整個地球。
——阿布提拉·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
1967年，在後現代時代的初期，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稱讚“全新的安拉頓尼世界。‘時間’停止了，‘空間’消失了。現在我們居住在一個地球村裏……這是一件同時發生的事情”(媒介)。大約40年後，麥克盧漢所感知到的全球互聯性才隨著人、資本、商品、圖像和觀念的跨國流通達到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前從來沒有這麽多人在流動；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的全球經濟一體化。1這種全球性的循環和一體化的影響是複雜的。在某些方麵，它們促進了文化之間的相似性，尤其是，由於西方資本的力量及其傳播西方文化的相對更強的能力，使後現代全球景觀的一個重要部分變得西方化了。雖然西方商品和文化的全球流通因此促進了某種程度的同質性，但是，它往往也擴大了差異性，並迫使它們具有了空間和時間的相似性。有人可能會說，在這個“全新的世界”裏，時間並沒有停止，而是縮折了：中世紀的思維方式與現代思維方式相衝突，現代與後現代相衝突，世界似乎有著超過它可能同化或調和的曆史。結果，出現了一種非常不同的文化時空形態。
然而，正如我們通常認為的“村莊”一樣，這一全球景觀(或各種景觀)與一個友好的村莊相距甚遠，或者它可能是一個不同的、更不連續的或異質性的(以及人口極為稠密)村莊類型。麥克盧漢對“地球村”的著名表述，往往意味著一個比實際情況更加樂觀的看法。20世紀交通和通信技術的進步所創造的鄰近性並不一定是舒適的，正如麥克盧漢所認識到的那樣，地球村不太可能是一個和平的場所。他在1967年的一次采訪(斯蒂恩，314頁)中說：“你創造的村莊條件越多，不連續性、分歧、多樣性就越多。”麥克盧漢預見到這種自相矛盾的分歧，伴隨著全球收縮出現了日益加劇的民族和宗教衝突，他認為“地球村絕對確保了在所有問題上的最大分歧……部落—地球村比任何民族主義都更容易分裂——充滿戰鬥。在深度上，村莊是裂變，不是融合的”(斯蒂恩，314—3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