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地理學和漂移在許多不同的方麵都發揮了解毒劑的作用，而情境主義者認為，這是當代城市規劃為資本服務的有害影響。在他們看來，現代都市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宏大意識形態的具體表達，是一種有組織的大規模異化演練。阿提拉·科塔尼和拉烏爾·凡尼根寫道：“都市主義可以與可口可樂周圍的廣告宣傳相比較，是一種純粹奇觀化的意識形態。現代資本主義把所有簡化的社會生活組織成一種奇觀，但除了我們自身的異化之外，它無法呈現任何奇觀。”(65頁)
這種奇觀和異化與漂移的經驗性知識相互抵觸。在強調個人與城市以及客體的相互作用時，漂移的經驗性知識是主觀的(或反思性的);當作為一種自發的群體活動並隨之對城市社會生態進行批判時，這種知識也是客觀的。正如薩德勒觀察到的，作為革命實踐，漂移和其他心理地理學的努力也是“好玩的、廉價的和民粹的……是街道日常空間中的藝術活動[們]”(69頁)。
德波把漂移這種“偉大遊戲”的即興和越軌性質擴展到了包括“半夜溜進正在拆除的房屋，以增加混亂為名在運輸罷工的時候不斷搭順風車毫無目的地穿過巴黎，在禁止公眾進入的地下墓穴中亂逛之類”的活動。這些活動破壞城市奧斯曼化過程中的笛卡爾式的邏輯，以及柯布西耶和其他現代主義建築師、都市規劃師所喜愛的理性主義網格(“理論”,53頁)。德波和其他現代主義批評人士都明確地將這種邏輯與國家的強製力量相聯係，具體而言，創造開放空間和林蔭大道是為軍隊提供便利，使之在對抗街巷暴亂時能夠迅速行動。德波轉述《麥克白》中的話寫道：“除警察控製之外，奧斯曼的巴黎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白癡建造的城市，充滿喧囂和憤怒，並且毫無意義。”("引言",5頁)正如前麵討論的，20世紀下半葉，汽車霸權等力量增強了這種都市戰略，這些力量進一步將城市曆史街區碎片化並夷為平地。這也導致類似於巴黎郊區“新城”那樣一成不變、死氣沉沉的社區的激增。德波聲稱，他的座右銘可能是：“在這個地方什麽都不會發生，而且從來也沒有發生。”(《景觀社會》,177頁；原文重點)在都市地貌中巡遊，漂移探索了遺留下來的碎片，繪製它們的地圖，並將它們編織成一種敘述，一種“共時性曆史”。用亨利·列斐伏爾的話來說，通過漂移實踐，單一的都市主義尋求“某種特定一元化統一的東西，但失去了統一性，一種正在消失的統一性”(“亨利·列斐伏爾”)。利奧塔可能會把這種對(一開始就不可能存在的)“消失了的統一性”的尋求，看作一種現代主義的懷舊形式，“對不可觸及的懷舊”;甚至從積極方麵來看，它就是對極權主義的管控意識形態和現代主義實踐的一種反抗形式，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現代主義(“回答”,81頁)。因為很明顯，漂移和其他情境主義的做法，比如改變方向和創造“情境”,都是定義和重新塑造城市記憶，包括未來記憶的深遠政治姿態。在這方麵，他們在後現代空間性運動的曆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德勒茲和瓜塔裏意義上更為水平和流暢的空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