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街道上舉行的紀念活動也體現在街道紀念物的都市傳統中。在美國，人們在人行道上畫出人體輪廓並加上日期和受害者的名字，就像事故現場那樣，用以紀念那些被汽車撞死的行人和騎自行車的人。對在幫派暴力中喪生的年輕人發起的紀念通常包括彩繪、花朵和蠟燭，周圍擺滿了紙條和物品(毛絨玩具、運動裝備和罐裝啤酒)。在9·11事件發生後的那幾天和幾周內，成千上萬失蹤人員的海報貼在了紐約的牆和燈柱上，公交候車亭變成了臨時搭建的聖壇，人們在下麵擺放花朵、蠟燭、旗幟和留言。
因此，也許的確應該回到《模式識別》上，因為正如我所說的它抓住了當下後9·11時代與後現代性的共通之處。凱西創作的海報《不可想象十字路口的車站》,是為尋找她那在9·11時從曼哈頓下城失蹤的父親而張貼的眾多海報之一(186頁)。這些照片以記憶和認知的方式刺破了這座城市的匿名性：“當製作自己的海報時”,她“看到了其他人死去的麵孔，從Kinko's附近的複印機中浮現出來，將會被收入一本記錄這座城市的損失的年鑒”(186頁)。當她在曼哈頓下城四處走動張貼海報時，她發現“越來越多失蹤的陌生人逐漸變得熟悉起來”(186頁)。然而，“當她張貼自己的海報時，卻從來沒看到有哪一張海報上印著的失蹤麵孔貼在另一張麵孔上”——這就承認了損失本質上既是個人的又是集體的(186頁)。那天晚些時候，她加入了聯合廣場公園的集體守夜活動，靠近華盛頓雕像下聚集著無邊無際的“蠟燭、花朵、照片和信息”(186頁)。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凱西和這部小說最終從記憶走向夢想，從非常臨近的過去走向未來，也許是相當遙遠的未來，在那裏，我們可以瞥見城市和市民的新形象。這座城市可能仍然是物和符號之城，是二者的關係之城，但希望它能服務於更好的都市社區。建造這座城市並不容易，甚至連夢想它都不容易，但卻並非絕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