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複興”之所以被賦予強烈的“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以阿爾琴為核心的大批學者的努力。如果說查理大帝為“加洛林複興”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扶持和保障的話，那麽阿爾琴等人則為複興提供了根本的文化支撐和學術支撐。由此不難看出阿爾琴在加洛林複興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對此，英國學者菲利普·沃爾夫認為：“他對查理曼及其王朝的影響，他富有感染力的熱情和他的工作能力都使他無可爭議地成為‘加洛林複興’背後的精神動因，這種精神對他的君王來說是分外的親切。”[58]阿爾琴的內在精神動因與查理曼提供的外在製度保障二者的結合，共同催生出了延續西方文化得以傳承的“加洛林複興”，正是這次文化複興才使西方文化的發展不至於出現斷裂，保留了文化的內在精神一致。從這個意義上講，加洛林“文化複興”盡管水平很低，但它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卻是不能低估的。關於以阿爾琴為代表的知識文化界與以查理曼為代表的貴族、教士階層的結合，道森認為其結合的共同基礎是“人文知識和理性討論”[59]。這就決定了加洛林“文化複興”必然是通過人文知識的傳播而達致社會理性水平提升的一場文化運動。因此，教育便不可避免地成為加洛林複興的主要途徑和手段選擇。所以有學者在評價加洛林“文化複興”時認為，中世紀教育製度的建立是加洛林“文化複興”的最重要成果。[60]這也是阿爾琴對西方文化發展的最大貢獻所在，盡管他在加洛林複興中承擔了多種角色，但教師仍是其得以名垂青史的主要角色所在。他在教學過程中體現出的教育思想，無論是對傳統思想的承繼，還是自己原創的思想，都與他所處時代的文化衰落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此意義上，對阿爾琴思想尤其是其教育思想的探討，對於我們了解那個時代，了解西方文化發展鏈上的重要一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