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社會在8—10世紀時為走出“黑暗”所做出的種種努力終於在11世紀得到了回報。無論是教俗共舉的加洛林“文化複興”，還是教會內部的宗教改革運動，都在11世紀開始結出足以影響以後整個西方社會發展的豐碩果實，從而迎來了西歐社會在“黑暗時代”之後的一個新的發展高峰。在這一時期，複興的含義已遠非單純的文化意義所能概括，已從思想文化向社會的政治、經濟製度方麵拓展，在很大程度上，為以後西方社會的思想發展、教俗格局的重組以及社會經濟形態的轉型奠定了基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11—13世紀的複興是一次社會全方位的綜合的上升運動，是西歐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曆史轉折，也是西歐社會從封建製度向資本主義製度進行過渡的一個關鍵時期。綜觀這一時期的複興，它既是曆史發展的邏輯產物，也是當時社會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時期西歐社會發生的兩大極為顯著的事件——十字軍東征和城市的興起——共同促進了社會整體的複興。
十字軍東征在基督教普世理想的宣召之下，伴之以強烈的功利和貪婪，開創了西歐社會由孤立、封閉向開放社會格局的過渡。作為一次以宗教統一為終極目的的宗教運動，十字軍東征無疑是一次失敗的運動。然而，它所帶來的對西歐社會的客觀上的衝擊，意義卻是不可估量的。文化上，它打通了與先進東方文化溝通的渠道，從而形成文化上的互補（當然，主要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化及其東方發展向西方社會的回流），使西方社會文化複興找到了支撐點和內在的精神主線；十字軍東征對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的貪婪性，引入了一些新的經濟因素和製度性因素，強化了原本處於萌芽時期的社會經濟貿易形式；同時十字軍東征對貨幣的需求加速了西歐社會原有經濟形態的崩潰，為新型經濟因素的出現乃至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因此，在它的作用之下，西歐社會城市的複興得以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西歐社會城市的興起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不可否認十字軍東征加速了這一興起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