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繼承加洛林“文化複興”和9—10世紀的宗教複興運動的基礎上，西歐在11世紀迎來了思想、文化發展的高峰。這時期思想文化方麵的複興既有製度的創新也有純思想的提升，主要集中在宗教修道製度及其帶來的文化影響、教育領域新型機構——大學的興起，以及思想領域內理性與信仰二者激烈的交鋒三個方麵。這三個方麵的因素共同構成了西方現代文化興起的基礎。
一、教團組織的出現與教士學術活動的發展
教團組織（orders，即修會組織）是修道院製度的產物。西歐中世紀複興期所湧現的教團組織起源於10世紀的新興宗教運動。由本尼狄克修會到克呂尼教派的改革，進而發展到息斯妥西安[30]等新型修會組織的出現，呈現出不斷更替的過程。可以說，這一時期西歐各種修會組織不斷湧現，其中也包括一些反教會的異端組織如阿爾比派等。之所以出現修會組織不斷更迭的現象，是與教會本身發展所造成的弊端迫使創立新修會，以及教會為適應外部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做出相應調整相關的。
從教會內部來看，日益滋生的腐敗現象和自滿情緒成為各種新型修會組織得以建立的指向性對象。這種腐敗來自修會組織對財富的迷戀與貪婪，這與各種修會所提倡的貧窮、苦行和勞動的理想、信仰相悖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修會組織作為宗教組織的性質，使其更多地呈現出世俗特性。“整個中世紀都有貪汙腐化的教士，某些史學家樂於編寫有偷竊行為的主教、貪吃的牧師及**的修女等事例。”[31]盡管這些隻是個別情況，但也足以反映出當時教會內部活力的缺乏。這就迫使教會不得不建立新的修會組織以增強活力，對此湯普遜在《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中指出：“修道院製度的曆史，是一個腐敗和改革的長期紀錄……那用以糾正寺院腐敗的方法，一向是增多僧侶——建立一個新寺院團來糾正舊寺院團的弊病，來重整這種製度。”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新教團組織的誕生都是改革和複興的結果。但這些新教團組織在發展過程中又會產生出新的弊端從而激起新的變革，從而就形成了新舊教團組織之間的不斷更迭現象。如果說腐敗從機理上加速了對教團、修會組織的侵蝕的話，那麽自滿則使教團組織從根基上喪失了存在的可能。霍萊斯特曾把自滿看成是中世紀教會的最大缺點，他認為：“中世紀盛期教會最大的缺點還不是大量貪汙，而是日益增長的驕傲自滿情緒，這種情緒有時會導致迷戀教產，對基督徒的宗教生活，持冷漠而勉強的態度。”[32]這種對宗教的冷漠導致大多數教士完全喪失了對於宗教的虔誠，使教會與宗教徒賴以聯係的精神紐帶出現斷裂。修會組織也逐步趨於封閉和世俗化，這極大地削弱了修會組織的影響，迫使教團組織做出新的調整和改革。可以說，自滿傾向已經成為這一時期基督教修道生活中反複出現的問題，為了抵製這種日益增大的侵蝕，防止修會組織的世俗化，各修會紛紛借助改革以緩解矛盾，這就導致了改革的周而複始，形成修會組織之間的不斷更替和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