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所有係列性哲學講座，無論是原初發表的，還是爾後出版麵對更廣大的，也常常是更混雜多樣的聽眾而作的，都因特殊演講者對兩類問題的介入而不可避免地體現一種立場：這兩類問題中一類，是演講中明確談到的問題；另一類則是由演講者與他或她和第一批、第二批（有時還會有隨後的第三批和第四批……）聽眾的關係所產生的新問題。當然，在作為一種學術風格的演講史中，很長時期內都不一定有人明確留意這後一類問題。在這期間，演講者與聽眾之間的關係被雙方都當作是理所當然的，這種關係的社會預製、道德預製和智識預製均不必予以解釋，或許從來也無法對之做出充分解釋。無論是對人們習慣上設計作為其演講風格的演講主題，還是對作為一種學術活動的演講之要義與目的，雙方都有著廣泛而基本的一致。
然而，也還有這樣一些時期，在此期間，這種一致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挑戰或否認；人們到目前為止所接受的主題界定也成了問題；聽眾已成為異質性的、相互分化的和零散的；演講也不能以同一種方式來看待或進行，而是以某種新的，也許是人們尚未認識到或尚未充分認識到的爭論與衝突形式，使自身轉化而進入另一個時期。當我在撰寫這些吉福德演講稿時，我無法回避評論這類問題，因為正是這類問題給我提供了演講的主題；在吉福德爵士生前時代，他給他的演講者們所規定的義務是前一類問題，而在這次演講中，我卻把後一類問題作為我履行這些義務的工作。而且有關這種對立的信息在許多演講中都出現過。但是，即使在這類撰寫演講稿的過程中，我也沒有充分推斷到聽眾可能慷慨地向我提出一些疑問和問題的方式或程度，而是常常搜尋我在愛丁堡和耶魯演講時我的聽眾們所作出的各種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