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已提出了三種探究實踐合理性和正義的傳統敘述史綱，另外，承認了寫第四傳統（即自由主義傳統）之敘述史的需要。所有這四大傳統現在和過去都不隻是（也不可能隻是）四種理智探究的傳統。在每種傳統之中，理智探究過去是現在仍是社會和道德生活方式之周詳闡述的一部分，即理智探究本身也是該生活整體的一部分。每一種傳統中的那種生活形式，程度不同地體現了社會和政治製度的不完善性，而這些製度還從其他資源中汲取其生命力。因此，亞裏士多德傳統出現於城邦修辭學和反思**以及學園和亞裏士多德學派的辯證教導之中；奧古斯丁傳統在宗教界社區和世俗共同體中得到繁榮。這些世俗共同體為這類宗教社區的早期轉變樣式以及大學裏的托馬斯主義樣式提供了環境；因此加爾文式的奧古斯丁主義和文藝複興時的亞裏士多德主義的蘇格蘭混合物便指導著教徒集會和教會執行理事會、法庭和大學的生活；因此，自由主義——它以抽象、普遍的推理原則之名義來摒棄傳統作為其開始，結果以它自身變成具體的政治權力而告終——其無能把關於那些普遍原則的本性及語境的討論進行到底的失敗，產生了為它所始料不及的效果，即把自由主義也變成了一種傳統。
當然，這些傳統之間的差異遠遠不隻是它們的實踐合理性與正義解釋上的相互爭執；它們所開列的美德目錄互不相同、在自我的概念上不同，在形而上學的宇宙論方麵不同。它們也在解釋實踐合理性和正義的方式上不能達成一致：在亞裏士多德傳統中，是通過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和阿奎那相繼的辯證法事業精神而做出解釋的；在奧古斯丁傳統內，是通過服從《聖經》啟示的神的權威——經過新柏拉圖主義思想的中間傳遞——來解釋的；在蘇格蘭傳統內，是通過反駁前輩的方式，通過從他們已經接受的前提開始爭論的，休謨提出了他的解釋；而在自由主義之內，關於正義的一連串熱鬧的解釋卻在沒有任何結論的論戰中繼續著，與之相隨的實踐合理性觀點部分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