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的英國，政治上實行的是建立在資產階級與貴族階層相妥協基礎上的君主立憲式的體製，而在中期又開始實現其經濟上的從工廠手工業向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的過渡，經濟與政治生活領域所發生的變化與更迭在文化與思想領域也得到明確的體現。這一時期，英國既產生了為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提供理論基礎的政治理論及革命學說，同時在經濟領域，林林總總的旨在為新時期資本主義工業經濟發展進行理論詮釋的各種經濟學說及流派也紛紛出現。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為主要代表人物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便是在這一大社會背景之下產生的。與此同時，在教育實踐及理論領域，英國還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歐洲大陸國民教育思潮的影響，一些學者開始把國民教育的推行與提高國民素質、發展國家經濟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這一國際教育發展互相影響的痕跡在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體係中有著鮮明的體現。
亞當·斯密是18世紀英國傑出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早年就讀於格拉斯哥大學，1740年轉至牛津大學接受教育。從1751年起，他先後在愛丁堡大學、格拉斯哥大學係統講授邏輯學、政治學、修辭學和道德哲學。1764年，他開始旅居法國，其間加入了著名的“經濟學家”學會，結識了魁奈、杜爾閣等一批主張“農業是財富的唯一源泉”的重農學派代表人。此時正致力於《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寫作的斯密，深受法國重農學派的影響，與重農學派同樣持有反對重商主義的立場。他回國後繼續致力於《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的撰寫工作，並於1776年出版了令其享譽世界經濟學領域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
在斯密看來，財富不在於那些金、銀之類的貴金屬，而是人們使用或消費的貨物，財富的源泉在於勞動。就一個國家而言，一個國家每年的勞動就是向這個國家提供它每年消費的生活必需品及便利設施的原始基金。一個國家所創造的財富總量與該國國民的整體勞動能力成正比關係。就個人而言，其所創造的財富量則與其勞動能力的高低存在著內在的聯係。熟練的勞動技能往往是花費時間與學費、接受教育的結果。在此意義上，斯密提出：“一國的教育設施及宗教設施，分明是對社會有利益的，其費用由社會的一般收入開支並無不當。可是，這費用如由那直接受到教育利益、宗教利益的人支付，或者由自以為有受教育利益或宗教利益的必要的人自發地出資開支，恐怕是同樣妥當，說不定還帶有若幹利益”。[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