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理性精神在中世紀異化為宗教理性。通過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做中介，人類主體自我意識逐漸覺醒，開始揚棄宗教理性而回複到獨立自主的主體性。理性在17、18世紀成為判決一切的標準和權威。思維與存在的對立取代了上帝與世界的對立，精神拓進到了真正理性的時代。這一理性時代精神，通過理性經驗主義、唯理主義、科學理性思想和法國的政治理性主義及資產階級大革命達至高峰。這是人類理性精神的黃金時代，也是資本主義勃興的時代。
17世紀是西方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而且一些哲學史家，都將西方近代哲學史的真正源頭界定在17世紀。他們或者認為弗蘭西斯·培根才是近代西方哲學史上的第一位代表；或者認為笛卡兒是西方近代哲學的真正始祖。如果說15、16世紀哲學的特征是——巨人們在思想，那麽17世紀的哲學特征是——哲學界有巨人。雖然文藝複興運動已經曆了近300年的曆史，但西方近代哲學則直到培根、笛卡兒，才算露出廬山真麵目。
近代哲學，作為人類近代精神的概念顯然體現了時代精神的特質，這就是封建時代的終結和近代資本主義的開端；是需要理性、科學的時代；是麵對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革新時代。所以思維需要以自然、社會和人本身，即普遍規律本身為對象。這樣，近代哲學就以清晰明白的思維，通過以培根為代表的英國經驗論或理性經驗主義，通過以笛卡兒為代表的唯理論及科學理性思想，通過18世紀法國的政治理性主義，揭示了思維與外部世界的關係與自身精神的關係。理性的複興亦即思維追求科學知識的科學思維確定性的複興。求得真正知識及其追求相應的科學方法或思維方式，即是理性大複興的重任。[1]由此產生出唯物論和經驗論兩種不同的學派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