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戈夫曼的說法，行為的情境描述了那些激發事件性和宿命感的期待機會的條件。用一個更古老的成語來說，它們就像機會結構一樣。一種行為的情境為激發與環境的事件性和決定性關係提供了資源。讓我們跟隨戈夫曼深入一步：從……碰碰運氣開始，我們進入因果性；從那裏變成了那種命中注定的盡職盡責……從那裏到行為——都是一種值得頌揚的自我決斷的活動。並且，我們看到了這種命中注定，許多人都會回避，有些人出於某種原因會認可，而有些人則創造了一種可以專心致誌於其中的環境。一些有意義和特殊的東西似乎涉及行動。(Goffman,1967,214)
假如我們不理會啟發戈夫曼的人格概念的限製經濟是一種自我表現和自我保護(其功利主義光環),那麽就仍然可以跟隨他來理解作為一種人格考驗的行為情境的吸引力。
鑒於這些關於人格性質的爭論，我們有可能更好地理解，為什麽行為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很明顯，正是在行動的時刻當中，個人有時在關鍵的時刻向自己，有時向他人展示其行為風格的風險和機會。性格冒險，一個單獨的漂亮的展示可以看作具有代表性，而一個糟糕的展示卻不會輕易得到原諒或不會有重新嚐試的機會。要展示或表達性格，要麽我們強大，要麽造就我們的性格。簡單地說，自我可以自願地接受再創造。(Goffman,1967,237)
這應該能夠具體說明第七章提到的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底 278蘊。戈夫曼關於“間接體驗到的命運感”的觀念，使我們能夠掌握對生產性的重視如何在想象性結構中被取代和濃縮的方式，這種想象性結構把所有的機會都看作痛苦的場合，也由於這種挑戰而被看作是令人興奮的。我們可以開始把城市居民想象為行為者，從行為承諾的角度“尋找”情境。現在，行動是指使性格問題發揮作用的機會。這與巴塔耶的愛欲觀念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在這個概念中，人類行為者“把他的存在置於疑問之中”(Bataille,1962,29)。在這裏，我們不是簡單地按照找路的模式，即按照在城市地形空間中找到自己的路的模式來設想社會行為者，而是把社會行為者看作由行為的預期及其所承諾的性格更新來指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