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1932）（節選）
《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1932）（節選）
對禁果的記憶是我們每個人記憶中最早的東西，正如它是人類最早的記憶一樣。要不是這種記憶被我們更熱心加以關注的其他事物所遮蔽，我們本來是應當注意到這一點的。假如我們能不受幹擾地為所欲為，我們會有一個多好的童年啊！我們將在快樂中嬉戲優遊。但突然間出現了一道無形的障礙，即出現了一道禁令。我們何以就服從了？我們很少想到這一點。我們已經養成了服從我們的父母和老師的習慣。盡管如此，我們仍清楚地知道，那是因為他們是我們的父母，他們是我們的老師。因此，在我們眼中，他們的威信與其說來自他們本身，不如說來自他們在與我們的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他們處於某種地位，這種地位是他們能發出命令的源泉，如果這命令出自別處，便不會具有同樣的分量。換言之，我們的父母和老師似乎是根據代表權而采取行動的。我們並未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但我們卻隱隱地感到，在我們父母和老師的身後有一巨大而模糊的東西，正是這種東西通過他們而對我們施加壓力。後麵我們將指出這種東西就是社會。在反思社會這東西的時候，我們可將之比作某種有機組織，這個組織的細胞（由看不見的聯係結合在一起）在得到高度發展的等序中各遂其位，並且為了整體的最大益處，能自動服從要求犧牲部分的原則。當然，這隻是一個比喻，因為服從於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則的有機組織是一回事，而由自由意誌組成的社會又是一回事。然而，一旦這些意誌被組織起來，他們就會采用有機組織的麵貌，而在這個多少是人為的有機組織中，習慣就會發揮像必然性在自然物中所起的那種作用。由此觀之，社會生活就表現為一個多少是穩固的習慣的係統，與共同體的各種需要相適應。這個係統中的一些是有關命令的習慣，絕大多數是有關服從的習慣，無論我們服從的是執行社會命令的某個人，還是來自社會本身的命令，我們都能模糊地感到其間發散著一種非人格的強製。所有這些服從的習慣都會對我們的意誌產生壓迫。我們可以逃避這種壓迫，但隨後我們又被吸引回來，就像從垂直麵擺開的鍾擺又回到垂直麵一樣。事物的某種秩序被打亂了，它必須得到恢複。總之，就所有的習慣而言，我們都感到一種義務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