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倫理學知識的中國成像
40年前，業師周輔成先生主持編譯了兩卷本《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交付商務印書館刊印。但由於種種原因，1964年上卷出版後，下卷卻遲遲未能殺青，直到1987年，兩卷才得以完整刊出。先生無疑是新中國成立後西方倫理學研究的開拓者，其主編的這兩卷文本對於我國西方倫理學的研究和教學所發揮的作用自不待後學如我者言，大凡涉獵倫理學的國內學人，甚至是許多人文社會科學圈內的學人都會有所體會和評價。業師從學之時，西學東漸之勢強勁如潮，然，西方倫理學卻遲遲難越雷池。這或許與中國之為“道德文明古國”的文化傳統身份或特殊地位多有關係。中華文明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接受過程是經由“器物”到“政製”再到“文化”而漸次展開的，按陳獨秀的說法，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現代開放乃是這一展開過程的最後階段，是國人之最難“覺悟者”。不難理解，道德文化或社會“精神氣質”（ethos）的改變肯定難於器物功能的改變，更何況是在一個擁有幾千年道德文明傳統且素來以此為榮的古老國度裏實施道德文化的開放與變革。因此，西方倫理學進入現代中國當然也隻能是西學東漸的最後一波，其傳入的遲緩也就自然而然了。事實上，雖然國人對西方現代的道德價值觀念籲求既久且烈，但對西方倫理學的知識援引卻隻是到了20世紀四五十年代才真正開始，而業師的兩卷編譯則是這一知識援引事業的標誌性成果，至少可以說，絕大部分中國倫理學人都是通過這部兩卷本的《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獲取西方倫理學的原始知識地圖的。
先生早年以中學為業。我曾經問過先生，是什麽原因使他從中國哲學轉向西方倫理學並最終決定以此為終生學術事業的。先生的回答極為簡單卻又耐人尋味：“因為大家都不做而我又覺得必須去做，所以便做了。”先生當初的學術選擇似乎是基於其主觀直覺而做出的，可如今想來，這為人所不為的從學之道該要有多大的學術勇氣和何等堅定的學術誌向！近半個世紀的風雨春秋，先生大半生的榮辱坎坷不都係於他對西方倫理學教研事業的執著麽？記得在研究生畢業前夕與我的一次促膝交談中，先生仰頭望著有些灰暗的天花板，幾乎是一字一語地對我說：“他們要我退休，我不能帶你繼續讀書了，但西方倫理學總還是值得做的，你盡力去做吧！”也幾乎就是從那一刻開始，我就再也沒有考慮過自己的學術選擇。幾年後，我寫成兩卷本的《現代西方倫理學史》，當我把剛剛出版的樣書送到先生台前的時候，先生平靜地說：“哦，好！隻是稍急了些。若先把現代西方倫理學的文本資料編好，然後再寫此書就更好了。”師言如光，師道如命，覺悟間更有幾分沉重與決意。在隨後的日子裏，我仔細閱讀了先生主編的兩卷本選輯，並開始計劃編譯一部《現代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以續師業。先生的編譯始於古希臘而止於19世紀末，留下待續的恰好是整個20世紀。於是我便決意編譯一部較為詳盡的《20世紀西方倫理學經典》，按照理論類型和時間演變分為四卷，以期配合先生的奠基性工作，完整地呈現西方倫理學自古至今的知識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