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養政治家，美德即知識，精神助產術，這三個方麵是相互聯係、密不可分的，構成了蘇格拉底教育思想的主體。在雅典從強盛到衰落的轉折時期，希臘社會麵臨的基本問題就是如何保持社會的穩定。蘇格拉底認識到，政治的穩定首先涉及領導人的品質，由此進一步引發出政治家培養的問題。如果說前一個問題主要與政治學相關，那麽後一個問題則主要與教育相聯係。蘇格拉底關於如何培養政治家的論述，深刻揭示了教育與政治，亦即教育與城邦、教育與國家的關係，這不僅觸及了當時希臘政治現實與教育實踐的核心問題，而且對柏拉圖等人的思想影響很大。柏拉圖進一步發展了蘇格拉底的思想，更係統地論述了政治家培養的必要性。蘇格拉底主張使政治知識化、專業化，而柏拉圖則進一步主張應該由哲學家統治國家。政治家掌握了知識，是否就是有了統治的美德？針對這一問題，蘇格拉底明確提出了美德即知識，強調智慧即美德，無知即罪惡。從這一觀點出發，他進一步推論：因為美德即知識、智慧，而知識是可以通過傳授、學習獲得的，因此，通過學習知識，就可獲得美德。在這個意義上，美德是可教的，是後天獲得的。在蘇格拉底的時代，提出知德統一、德行可教的主張，是有很大意義的。因為希臘在長期的貴族統治下形成了一種觀念，認為貴族是“最好的人”，也就是最有道德的人。蘇格拉底提出知德統一、美德可教，實際上否定了這種道德天賦的觀念，否定了貴族階級對道德的壟斷，為民主政治的建立做了理論上的辯護。
蘇格拉底的知德統一論，是柏拉圖教育理論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在柏拉圖設想的理想國家中，社會成員的等級與其說取決於他們的先天素質，不如說與他們所受的教育有關。由金子構成的人之所以應當成為國家的統治者，首先取決於他們受到了最完備的教育，掌握了一切高深的學問，具有最高的善。軍人、勞動者的地位也同樣是由他們的教育程度、他們的品質所決定的。這樣，柏拉圖不僅全麵接受了蘇格拉底“美德即知識”的觀點，而且把知識與道德的關係推進到了一個“一一對應”的極端，而德行的等級完全是由受教育程度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