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個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教學方法研究的深度，一是對人類認識過程的研究狀況，二是對教學對象心理特征的研究狀況。維夫斯恰恰在這兩個方麵都高出其他人文主義者許多。
一、認識的方法與教學方法
維夫斯認為經院主義的方法不能產生新知識，不利於知識的進步。不僅如此，這種方法還毀壞人的心智，助長人的非道德傾向，結果不是捍衛了真理和道德而是戕害了二者。他指出：“應該消除一切助長浮誇、傲慢和虛飾的機會。因此，凡是得不到真理的公開爭論要少舉行，在那種場合下，比較熱心於真理的人難於得到讚助，而隻為力圖顯示自己的機智或聰明的人製造機會。從這種受到讚賞的爭論中，爭吵、口角和糾紛增多了，更加有害的是理智起來反抗真理，為了推翻真理，理智采取各種各樣秘密的方法，盡管運用各種計策，希望推翻真理，克服真理，而不是服從真理。這樣蠻橫、邪惡的爭吵不能造就善良的人，更不能造就基督教徒，因為這兩類人的心靈應該是純潔的，他們應該是真理的追隨者，是基督的追隨者。最後，很多從這些爭論中離去的人，更加會罵人，更加固執，沒有一個人比參加爭論以前更加聰明或更加良好。”[53]維夫斯認為辯論和爭論是必要的，但不應是為了壓倒、鬥勝對方，而是為了探求真理，辯論和爭論應當是善意的。維夫斯說：“在多數情況下，用語言或筆傷人甚於用劍，用刀隻能傷人的身體，用語言則刺傷人的靈魂。”他認為：“爭論應該是朋友式的，而不是戰爭中敵對式的。在所有的討論中都應該如此，特別是在神學中。在這門學科中，對神聖的真理的不虔誠的進攻和懷疑，使聽眾的頭腦中開始對那些應肯定、確定和不可動搖的事情發生懷疑和動搖。罪惡的敵人於是對這些散布的懷疑進行鼓勵和擴大。人們也跟著去做，從而使一個人為他自己智慧的光榮甚於為了維護真理。我們應該服從真理，不隻是那些關於虔誠的和神聖的事，還有世俗的事。”[54]經院主義的爭論所依據的是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學，維夫斯認為這種邏輯學是有嚴重缺陷的。維夫斯對經院哲學的批判較伊拉斯謨要深刻得多，“在他看來，經院哲學的學科及其賴以為據的亞裏士多德邏輯學的根本缺陷，在於以一般概念為先決條件，他認為學識腐化的真正原因正在於此。而唯一能消除這種弊端的方法就是從事實經驗開始，通過頭腦的自然的推理並由這些事實經驗形成概念。簡言之，正確的學習方法不是演繹法而是歸納法”[55]。